拿得起奥运，放得下开幕

B:你在很多国家做过开幕式，从东京到圣达菲。这些国家操作开幕式和中国有什么不同？

C:国外请艺术家，艺术家是主体。他们的官员很少和艺术家开会，同时对艺术家的帮助也少。但是咱们的官员有一些方向和想法，他们就是国家的策划人，但同时他们对艺术家的帮助力度也大。

B:你以前是一位“非主流”的艺术家，现在参与奥运，你是怎么想的？

C:我在体制内也是脚踩两只船。主流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保守、封闭。

鸟巢、水立方、首都机场、国家大剧院都是他们选的。当他们之前去选择建筑方案时，满场都是建筑模型，各国建筑师都在拼命推荐自己的创意，比如从中国的风筝、屋檐、塔吸收灵感。但是他们不要这样的，要更深的哲学，要在世界上留下最新的刺激。他们更大胆，不是想象中的那么保守。

我们习惯把自己的领导当成很保守，习惯把自己的保守推给领导。整个文化界，当我们做不成一件事时，就说是因为领导、体制。但是我们不就是在开拓文化吗？开拓应该有勇气。所以我说领导扛得太多了，什么事情都要为你们扛，我们为什么不能为领导扛一些呢？

B:你现在和三年前比，好像变了不少，会接受更多的东西。

C:当然了，我老了，更中庸了。

B:你还担任了北京火炬传递的火炬手。

C:火炬拿在手上，没点着前没什么。一点着火，哇啊，那个热，你这样端着它，它就是一个生命，一烧，火炬咔啊真的在动，真的不一样。

世间万物最有感应的是人的身体本身。在开幕式上，观众很兴奋。第一是因为人的身体，都是人在做动作。第二是因为火，火一出来，观众就高兴。火炬手一跑出来，点上圣火。显然那圣火其实就是一团大火，但是大家激动，感到奥运开幕了。

B:开幕式已经奠定了一个高度，今后如何超越？

C:不知道，不要把事情看得太怎么样，要拿得起，放得下。

B:《纽约客》的艺术评论家PeterSchjeldahl 在文章里提到，你童年的愿望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放一场没人看的焰火。现在这个愿望在奥运会上实现了吧？

C:那人是《纽约客》里最厉害的评论家，见人就骂的。他就是带着批判我的目的来采访我的。他问我怎么喜欢上焰火的，童年是怎么回事。我就顺着他的话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对他很有吸引力，是真实的一个人。

B:经过奥运会这样大项目的设计后，是不是头脑要过滤下，才能从事新项目？

C:不用，因为做奥运的同时，也有另外一些渴望。奥运这样的活动对艺术家来说，永远像在一个城市“做革命”，“搞运动”，成千上万的人，一直在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喊口号、组织、游行，都在这里面闹。但是，你也希望有一张安静的床，在床上享受、睡觉、做梦。在大多数的时候，艺术家的工作就是个人主义的，自己和自己的绘画发生关系，自己和自己的艺术品在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