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给多套一袋儿。”在北京双井家乐福超市收银台前，一位50多岁的男子很认真地对收银员说。收银员却并没有做出反应，即便这位购物者在掏钱支付62元货款的时候，又重复表达了一次再要一个塑料袋的想法。转瞬间，收银员开始扫描下一个顾客的货品了，当问及为何不给那个男子塑料袋的时候，她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回答说:“最近都多要袋儿，哪有那么多啊？”

类似场景并不仅仅发生在4月初的北京家乐福超市，全国很多零售店铺都在发生。背后起源则是2008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注明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甚至基于熟谙中国流通商业规则的习惯，这则通知更明确指出:“商品零售场所必须对塑料购物袋明码标价，并在商品价外收取塑料购物袋价款，不得无偿提供或将塑料购物袋价款隐含在商品总价内合并收取。”很显然，一场彻底清剿塑料袋的运动，正在2008年的中国商业流通领域上演。

正因为即将到来的塑料袋限制，很多超市在最近几个月内频繁发生文章开头的一幕。白色污染，这个词语进入公众视野已经接近15年了，而塑料袋的泛滥使用，已经在消费道德感上将两者无形中拉近了。谁都明白塑料袋不可降解，且泛滥使用难以管控，存在着长期污染土地和水源的问题，可似乎中国普通人对于塑料袋的使用，已经成了一种近乎依赖的习惯。当迪亚天天超市在2005年初开始对塑料袋使用收费时，大多数人都报以赞许的眼光，从环保积极分子到普通消费者，面对媒体的质询时，应答者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理解，以及自己今后随身携带布袋的想法。可现实情况呢？

从“7-11”便利店到大超市沃尔玛，从2005到2007年，那些依旧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的主流超市，保持着每年17%的平均开店速度，而不再发放塑料袋的迪亚天天，却并没有遍地开花。在没有正式对塑料袋使用做出规定前，普通百姓用自己的选择表明了态度——尽管谁都知道塑料袋的污染问题，却依旧是利己方便至上。“减少塑料袋联盟”的池田武在一次人民大学内部的讨论，实际上直接挑明了限制塑料袋的公众情绪问题，他说:“那些反对塑料袋收费的人，保护的并不是消费者权益，而是一种浪费习惯。如果采用替代品，只会是拆东墙补西墙，甚至导致另一种浪费。因为有人误以为替代品是环保的，多用也没关系，但实际上不管是纸袋还是可降解塑料袋，对环境的压力都很大。某些研究显示，纸袋的环境成本比塑料袋还高。”

回望塑料袋在中国消费领域的普及，也不过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事情，伴随超市和快餐文化的发展，方便至上，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伴生品。尽管菜篮子、米袋子，这样的字眼依旧是百姓提及生活质量常用的词语，可现在去买菜谁还带菜篮子呢？塑料袋作为化学工业最廉价的派生品，彻底渗透进了生活的每个细节。“中国城市消费者对于塑料袋的习惯性依赖，从某个角度看，就是经济快速发展中的过度现代化表达。”专门研究社会公共趋势的高松对塑料袋限制有自己的看法，他解释道，“塑料袋之所以能迅速被中国消费者接受，除了廉价和方便，更暗含着快速社会变化的现代性，在公众对于环保意识和消费道德没有群体性觉醒之前，塑料袋就代表着流行普及性。就如同20世纪70年代家庭流行买电镀椅子，而认为木头家具陈旧一样，塑料袋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公众潜意识中承载了很多它本身无法承载的东西。”

几年前一个叫约瑟夫·纳托利的学者，写了一本名为《新兴市场的力量》的金融研究著作，在论述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会之外，也从社会现实角度考量了新兴现代社会的问题，其中描述认为，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新兴市场崛起，从政府到每个消费者，对于方便效率的追求，始终是不遗余力的方向。从60年代的日本到80年代的中国，从90年代的巴西到现在的越南，人们可以迅速放弃以往的老习惯，迷恋上代表现代化的新习惯，追求效率和便捷，压倒了经验主义和人们对环境危害的最后疑虑。一旦民间先行者尝试了某项快速技巧，很快就会在这个社会群体中传播开，对于新事物的恐慌性投机心理，往往是政府根本无法控制的。塑料袋在中国商业流通中的演进，恰恰印证了约瑟夫·纳托利的判断。

那么塑料袋的社会快速流行仅仅是新兴市场国家独有的事情吗？大前研一在写那本著名的《M型社会》，论述中产阶级的消失之前，据说曾进行过长达10年的微观经济调查，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专门对日本超市的研究，从侧面不难发现日本零售领域对于塑料袋是如何上瘾的。类似罗森这种街头24小时便利店，招收学徒的时候有一项基本的职业操作技巧，必须店长亲自考试合格才能上岗，这项技能考核就是撑开塑料袋。大前研一的研究团队发现，从1986年开始，24小时便利店开始全面以超薄塑料袋包装物品，以前用纸包裹肉食的操作手册被废弃。最初的上岗指标要求学徒每分钟捻开并翻转撑起12个塑料袋，1990年这个速度被提高到了22个，1995年更达到了惊人的27个。流转商业的效率，成为塑料袋联结普通人生活节奏的关键点，便利店所推崇的快速消费理念，才是塑料袋在全球流行的最有力推手。尽管大前研一的研究仅限于日本，可优化效率而非利润率的80年代经济特色，确实从侧面为塑料袋的全球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就在日本这类发达市场也跟着新兴市场国家前后脚掉入对塑料袋的商业迷恋时，道德觉醒，成为考验不同社会自发反应能力的新准绳。新世纪风起云涌的环保浪潮恰恰率先在欧洲和日本兴起，这被著名经济学者戴维·弗里德曼定义为，非资源型经济的反弹性绿色反思。日本几乎是第一批考虑限制塑料袋的国家，厚生省多次以立法草案的方式向塑料袋开战，可大多数图省事的市民一次次抗议，最终日本政府只能向商场下达硬性命令，顾客在结账时需要为塑料购物袋付费，自备购物袋的顾客将获得积分优惠。实际上，中国以6月1日为限期的塑料袋限制令，也完全可以被视作全球道德觉醒的一部分。早在2002年，孟加拉国就已经开始了严格的塑料袋限制，整个孟加拉国315家塑料袋工厂全部关门，谁要从国外进口塑料袋，最高可以判刑10年，发放塑料袋者可以被当场拘留，最多监禁6个月。与孟加拉国对塑料袋限制实施重典不同，欧洲国家祭起了重税的套路，爱尔兰在2002年启动了塑料袋税，对每个购物塑料袋征税15欧分，这个税额更是在2007年提高到了22欧分。德国最为夸张，一个塑料袋要价0.5欧元。肯尼亚则计划在目前塑料袋120%的消费税之外，再附加一项污染税，一旦实施，塑料袋价格将是以前的660%。甚至至今未签订《京都议定书》、且一贯崇尚粗狂主义的美国社会，也开始迎合这场全球化的反塑料袋浪潮，旧金山市在今年1月20日成为美国第一个消灭塑料袋的城市。如此看来，中国选择在2008年6月1日，以行政指令的形式表达对塑料袋的决断，很大程度上是在顺应反塑料袋的全球潮流，更是在填补自己与国际环保道德觉醒的鸿沟。尽管这则限制令，已经让数以万计的塑料袋生产工人失去了工作，并且让普通最终消费者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超市迷失于可降解塑料袋、纸袋、布袋的替代选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