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cy Cunard很小就意识到自己可能是一次偷情的产物。童年唯一信赖的朋友是当时知名作家乔治摩尔，他为她开启文字之美，鼓励她写作，等她稍长一点又说些挑逗的话。Cunard几次见到作家跟母亲一起走进卧房，问他是自己的父亲吗，作家笑而不答。她的家族是大西洋航线的创始人Samuel Cunard爵士的后裔，母亲貌美放荡，喜爱社交与艺术，情人遍天下，父亲沉迷商道，谨慎严苛，对妻子的行为挣一眼闭一眼。两人无心管教女儿，只给她请了40多个仆人和一群分门别类的家庭教师。家里夜夜笙歌，玩着当时流行的类似“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坐在角落里的小姑娘每次都能听到5、6个男士曾当过母亲情人的“真心话”。

她那反叛以至于自毁，轻蔑性又沉迷性的作风，不到20岁就显现。正逢“一战”，100多年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英国沉浸在狂妄的自大中，一边宣扬“为了国家荣誉而死十分甜蜜”以蛊惑年轻人，一边坚信胜利属于英国。Nancy Cunard感到厌倦，血、杀戮与摧毁年轻的肉体为什么值得赞美？她为要上战场的士兵筹集善款，去预备营探班，听他们讲滋滋啦啦的无线电、刺刀与子弹，裸体与他们跳舞，同他们性交。最终，他们大多数都死了，她却还要活着。1921年她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视差》写的就是这段时光:她为死去的年轻人感到内疚，为妄图用性来抚慰（或反抗）的徒劳感到痛苦。她爱上了一个士兵，很快他就在前线战死，她又迅速嫁给了一名军官，婚姻只持续了20个月。从此她再也没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