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中国女性的性革命才刚刚开始

导语：中国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与西方女性的性别革命的历史情况相对照，相差实在太远。到21世纪，中国女性的性革命才刚刚开始。

中国女性的性革命才刚刚开始

潘绥铭1950年生人，学者，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方法、性社会学和性别人类学研究，著有《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学史》、《中国性现状》、《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性社会学》等。现任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

7月，潘绥铭、黄盈盈合著的《性之变》出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呈现了2000年、2006年与2010年三次进行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的针对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调查研究成果。

潘绥铭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任所长，黄盈盈任副所长。论及性社会学研究，潘绥铭常提到“性革命”这一概念。他对“革命”二字的理解是：“革命就是急剧的改变。急，发生在短时期内；剧，改变的幅度大。革命对应于改良、渐进、进步、发展等等。革命本来就是一个中性词，没有政治含义，例如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等。”

正是在这急剧变革的时代，潘绥铭展开性社会学研究，对中国人新世纪十年的性关系、性行为、性生活进行调查分析。从这一角度来说，新书《性之变》不是定性研究，也不是类似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而是调查问卷的定量的统计分析著作。当然，他致力于如实反映现实生活，除了问卷调查，还“卧底”红灯区，开展性教育，做性社会学研究，而不是躲进小楼，闭目塞听。

或许，正因如此，《性之变》看起来平和可亲。潘绥铭对现实之变乐观其成，接受采访时，他对记者说：“最近十年中，中国人民自己已经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例如‘性福’、‘一夜情’、‘MB’等等，这些都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现有的学术成果。可惜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基本上是闭目塞听，仍然沉溺在上世纪50年代的那些道德判断之中，没有提出任何相应的新概念。这样的所谓‘学术’，跟生活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不要也好。”

学术落后于“性之变”

记者：新书《性之变》探讨的是21世纪头十年的变化，相比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1949年前后，这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潘绥铭：首先，由于2000年之前没有随机抽样的全国调查的成果，因此无法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进行对照。其次，当然可以进行定性的历史比较。在《性之变》的开篇，已经定性地论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变化。更加久远的历史发展情况，在我以前的著作中都已经论述过了，因此在《性之变》中不再详述。

记者：这十年，也是女性意识包括女性群体意识觉醒的十年。从性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她们的觉醒，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潘绥铭：《性之变》只能从性行为与性关系的角度揭示中国女性的变化，调查问卷中没有包括女性的整体情况和社会地位状况，因此无法反映这些方面的变化。

如果定性地来看，我觉得“女性群体意识觉醒的十年”稍有夸张。它很可能主要表现在“私领域”之中，在“公领域”中很难得以证实。尤其是与西方女性的性别革命的历史情况相对照，相差实在太远。因此只能是像我在《性之变》中所说的那样：到21世纪，中国女性的性革命才刚刚开始。现在就加以总结，为时尚早。

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性开放的中国女性没有显著地增加，那么男人的性开放也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迅猛发展。

记者：我注意到，你这本书有时用语颇具生活气息，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笔法。这是你在消解主题的敏感性吗？

潘绥铭：我没有过你说的这种考虑。《性之变》是实证研究的著作，而不是抽象思辨的哲学书，因此它本来就应该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而不是使用作者臆造的各种概念来剪裁生活。

尤其是，学术永远是远远落后于生活发展的。最近十年中，中国人民自己已经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例如“性福”、“一夜情”、“MB”等等，这些都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现有的学术成果。可惜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基本上是闭目塞听，仍然沉溺在上世纪50年代的那些道德判断之中，没有提出任何相应的新概念。这样的所谓“学术”，跟生活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不要也好。我自己努力过了，提出了“性趣度”、“性风采”、“亲密消费”、“性福度”、“性取向度”、“性总分”等概念，现在只等同仁的批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