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莓讲述：老年丧偶之痛

一次，我请王姨到我家吃饭，王姨拿来自己调制的白酒，我们娘儿俩边喝边聊。我问王姨：“您过得好吗？”王姨说：“活着没意思，没奔头。”王姨的独生子定居香港，每年都给王姨三四万块钱赡养费，但是每年只有春节才能回来看看老妈。王姨腿脚不好，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入，孤独寂寞如影随形。

像王姨这样的独身老人在我们小区里还有，他们每天都寂寞得五脊六兽，度日如年。前楼有个李叔，老伴早年去世，一双儿女相继成家，如今也是自己独居一个大房子。虽然他的儿女都在本市，却整天忙着自己的小家，无暇顾及老爸，几个月不见人影。一次，李叔做了一桌子好菜，把女儿找来，央求女儿说：“你常过来陪我唠唠嗑吧，我一个人太寂寞。”女儿说：“我哪有时间陪你唠嗑啊！”李叔说：“我这个大房子将来给你，房产证上写你的名，只要你常来。”女儿说：“那你这个大房子还是给我哥吧，让他常来陪你……”

老年难过，特别是在失去了老伴之后，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找不到一处归属的地方。无论天地多么广阔，无论别人的日子多么安逸不变，它自己的生活，却一直就那样飘零不定。

我干妈是个画家，老伴5年前去世，一年以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比她大6岁的老教授。现在两人经过几年的磨合，相互扶持，感情平稳，虽然没有办理结婚手续，相处得也像夫妻一样。但老教授今年8月就要离开两人的家，去投奔他远在加拿大的女儿了。老教授今年82岁，有糖尿病，腿脚又不好，走路费劲。干妈也已76岁，虽然身体尚好，但毕竟年岁不饶人，侍候起老教授来也时时感到力不从心。随着身体一天天老去，老教授虽感爱情可贵，老伴可亲，但这些都敌不过衰老带给他的危机感。想到来日无多，他思虑再三，做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决定：卖掉这里的老房子，去加拿大定居，到女儿身边安度晚年。他有加拿大绿卡，那边的养老待遇可保他无后顾之忧。

在老年这个特殊的人生阶段，爱情不敌亲情，也没法和金钱相比。当你老得力不从心时，孩子和金钱更能给你带来安全感。我无法想象老教授走后我干妈将如何面对一个空洞洞的大房子。虽然她在丧偶之后又找了个伴儿，但这个伴儿却无力给她终身依靠。

其实，即使老教授投奔女儿去了，将来也不一定会像他所期望的那样，生活如意，尽享天伦。

说到此，我想起了我的姥姥。虽然她已经去世二十多年，可每当想起她，我就不由得为她的老年生活感到可怜可叹。

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就知道我妈和我爸不一样。我爸是农村人，我妈却是城里人，我妈有一个让我心弛神往的故乡——承德市。我妈经常跟我们几个孩子说，她的娘家曾是皇帝住过的地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在遥远的地方有个美丽的姥家，那里有避暑山庄，是皇帝的行宫；那里还有一尊世界最大的木佛——千手千眼观世音，全世界的游人都想去看一看。嗬！在我小小的心眼儿里，我的姥家很了不起。

关于姥家，还有一个记忆特别温馨，就是每年一到天快冷的时候，我家总能收到从承德邮来的一个特大号的布包裹，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暂新的棉衣棉裤棉鞋等手工制品，大人的、小孩的都有，这是姥姥给我们全家人做的。我妈嫁过来的时候是个高中生，什么缝纫活都不会做，而姥姥的女红特别好。

大约在我9岁的时候，是夏季的一天，我放学回来，发现家里来了个客人，是个操着浓重山东口音的老太太。她60岁左右，身材矮小，梳着短发，穿着干净的斜襟白布衫，小脚（早年曾经裹过脚），正连说带比划着。看我在门口发愣，我妈把我拉过来，说：“你姥从承德来了，快叫‘姥’……”

说不出为什么，虽然是头一次见面，可我对姥姥的感觉并不亲近。她看起来不像奶奶那么慈眉善目，而是眼窝深陷，双眉紧皱，给人一种压抑感。还有，她鼻翼边延伸而下的两道纹路也很深，看起来挺厉害的，用村里人的话说，“不是善茬儿”。

姥姥从此住在我家，且长达十几年，直到去世也没再回承德。姥姥本来还有4个儿子，都在承德老家。

姥姥是75岁那年从我家去本溪市她妹妹家串门时去世的。本来，她是要回承德老家的，儿子们都催她回去。她想在回去前去本溪小住一段时间，看看妹妹。谁知她到本溪不到半个月就病倒了，上不来气，几天后就去世了。那是1988年前后，我已经工作，且结婚成家了。现在想来，我都不了解自己，当我得知姥姥去世的消息时，竟然没有掉一滴眼泪。即使到了现在，我在电脑前敲打这篇文字的时候，眼睛也是干涩的，没有眼泪。

我对姥姥的冷漠，我妈这些年来一直耿耿于怀，只要一提起姥姥，就会埋怨我一番：“你姥在世时，从没花过你一分钱。有一次你开资了，我跟你说，给你姥买点啥，你说我跟她没感情。你姥当时在厨房做饭，都听到了，直跟我抹眼泪……”

我妈说得没错，我的确没给过姥姥一分钱，我对姥姥的感情一直很平淡。记得我结婚后偶尔回家，与姥姥一起在小屋住。那时姥姥的支气管炎已经很重，每到晚上都躺不下，弯腰狂咳不止，实在受不了，就吃两片氨茶碱顶一下。可是，我却嫌姥姥烦，嫌她的咳嗽让我无法安心入眠。在我的潜意识里，姥姥有4个儿子，且都生活得不错，可她却偏要与农村的女儿住在一起，肯定是与儿媳妇们相处不好,刁老太太一个。

姥姥给我的印象似乎总是苦大仇深的样子。那时她和我妈总唠姥爷的事，唠着唠着就哭了，我妈也哭。我那时还小，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不喜欢她们哭哭啼啼的样子，更不喜欢姥姥在任何时候都紧皱着眉头。后来我大了，才渐渐知道，姥爷曾经犯过事，被关进监狱两年多。姥爷是一家7口人的顶梁柱，也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支撑。姥爷进去了，家里的一切都变了。姥姥没有工作，却要独自承担起抚养一个年迈的婆婆，还有5个未成年儿女的重任。当时我妈最大，正上高中，我老舅才8岁。姥爷进去的日子，姥姥是靠摊煎饼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的。

两年后姥爷虽然被放了出来，但灾难远未结束，因为姥爷的问题一直没有定论，他的工作没了，儿女们也遭到牵连。妈妈被迫辍学，远嫁到一千八百里之外的辽宁省农村，4个舅舅也相继下到最艰苦的农村当“知青”。几年后，姥爷在沉重的心理压力下患了癌症，去世时才55岁。

这是我妈娘家的血泪史，至今为止，不止是我姥姥，也不止是我妈，就连我的4个舅舅，他们的眉宇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沟壑，深深的，永无舒展的可能。他们的表情永远都是严峻而愁苦的，很难有笑容。什么是永远也抹不平的心灵创伤？在我妈及她的娘家人身上，我体会到了。

因为不理解，我一向不喜欢我妈的娘家人，我姥姥首当其冲，因为她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上小学时，家里的地方很小，写作业没有固定的书桌。我有时趴在炕上写，有时在吃饭用的炕桌上写，最多的时候是在我妈的那台缝纫机上。缝纫机不用的时候，操作板是一个较大的平面，在上面写作业对我来说最舒适不过了。但也有个让我烦恼的问题，那台缝纫机下有个用草编制的鸡窝，一只老母鸡正在鸡窝里孵小鸡。也许那个位置即隐蔽又安全吧，姥姥把那只老母鸡安顿到那个地方了。

于是问题就来了。我坐在一个木凳上，在缝纫机上写作业时，两只脚正好碰到正抱窝的老母鸡的头，惹得老母鸡喔喔地叫。老母鸡一叫，就影响我写作业，而让我的脚不碰到它也真是难。于是，我一写作业，就先把那个鸡窝暂时挪走，写完了再挪回来。

本来这也没什么，大概不会影响老母鸡孵蛋吧？可是我的这个举动，却成了姥姥的眼中钉、肉中刺，只要她看到我把那个鸡窝挪走，一定会点着个小脚，快速过来把鸡窝搬回来，硬生生地塞到我脚下那个逼仄的空间里。所以，我就和姥姥玩起了“阵地战”，每次都要“战斗”好几个回合，最后姥姥把我告到我妈那里。我挨我妈一顿斥责，然后失去“阵地”，我对姥姥的反感也多了几分。

我那个年代的孩子也真够可怜的，学习条件太差。我家几个孩子与父母住一个屋里，就一个灯泡，晚上我想看书学习时，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因为灯光会影响家人睡眠。有时太晚了，我爸会不耐烦地把灯关掉，不让我再学习。记得那时我特别爱看小说，可家里并没有书，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竟是在我家墙上看到的。那部竖版的小说被我妈一张张撕下来贴在了墙上。因为我只能看到一面，对另一面的向往就很强烈，经常让我魂牵梦萦。多年以后，我才自己买了整本书看。

我三妹长得小，平时不爱说话，在家里就更不受重视。记得她上高中时，虽然面临高考，却从没买过一本课外书。寒假回家怕影响家人休息，她就到厨房借着那个瓦数很小的昏暗灯泡看书学习，一直学到东方破晓。农村的冬季没遮没拦，我家厨房到半夜更是滴水成冰。一个寒假下来，我三妹拿笔的手都冷坏了。虽然没有一本课外书，虽然读书的环境如此艰苦，但我三妹却以16岁的超小年龄考上了北京大学，而我的父母竟然没有请客庆祝一下。在他们眼里，北京大学就是考到北京了，至于北京大学意味着什么，他们并不清楚。也许在他们看来，那只会孵蛋的老母鸡更重要吧。

说了这么多题外话，有点控诉的意思，后来我长大了也逐渐理解了父母，也理解了姥姥。家里孩子多，生活负担重，对我父母来说，更重要的是活着，而不是学习。姥姥心疼我妈，希望我们能帮我妈分担些家务，而我却是个只知道看书写字不知道帮妈妈干活的懒孩子，是个“油瓶倒了都不扶的手儿”，姥姥看不惯我也是正常的。

我和姥姥关系最僵的时候是我刚上班不久。那时我从师范院校毕业后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每天都要骑自行车十多里地上下班，比较辛苦，回家就是往炕上的被垛一靠，翻开书就看，等着吃饭。于是，帮着我妈喂猪喂鸡做饭饲弄园田的姥姥对我的意见就更大了。别人都忙得陀螺似的，而我竟然能坐下看书，对她们的辛苦视而不见，这让姥姥很难接受。但那时她已说不动我，只是嘟嚷几句，然后用她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眼睛狠狠地瞪着我。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懒得与姥姥说话，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开口叫“姥姥”。但姥姥似乎不像我那么恨她。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感冒了，发烧在家上不了班，姥姥竟破天荒地去小卖店给我买了几个苹果，还给我做肉馄钝吃，这对过日子节俭得近乎吝啬的姥姥来说实在难得。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心想，我以后一定要听姥姥的话，多帮妈妈干活。可是我是一个懒惰成性的人，要想改变多年来的习惯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病好后只帮她们刷了几次碗，就又回到了老样子。

因为我，姥姥在我家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我家的孩子中，不只是我，我三妹虽小，但她说话一针见血，也曾让姥姥伤心。在姥姥来我家之前，奶奶就跟我们一起住了。有一天，家里炖红烧肉。那个年代只在过年过节才能吃上肉菜，所以全家人都围在饭桌旁，高兴地吃饭。席间，姥姥一个劲儿地给奶奶夹肉，还对奶奶说：“你多吃点。”这时，我三妹说话了：“姥姥，你不用给我奶奶夹肉，我奶奶是主人，你是客人，应该是她给你夹肉吃。”虽然我三妹那年只有六七岁，但人小话硬，把姥姥噎得当即撂下筷子，到屋外掉眼泪去了。事后姥姥跟妈妈哭诉：“我都来了这么多年了，早把这里当成了家，可你的孩子们咋还不把我当主人呢……”

也许，自从姥爷去世、姥姥来我家后，她寄人篱下的命运就注定了。尽管十多年来她一直在帮妈妈干家务，抚养我们姐妹（姥姥来我家时，我小妹刚刚出生，她是姥姥一手带大的），但姥姥的老年生活并不如意，我们晚辈对她的忽视和轻视让她永远都没有找到家的感觉。

姥姥去世后，多年以来，一想到姥姥，我就心里不舒服，感到遗憾和沉重。在对待姥姥的问题上，我人性中的冷漠和自私毕现。再想想王姨、李叔、干妈等丧偶的老年人，虽然他们与姥姥的境况不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都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归宿感。虽然他们有房子住，有钱花，甚至有儿女“庇荫”，有孙儿“承欢膝下”，但他们的心灵仍然无所凭依，处于价值的夹缝和压抑的飘零境遇中，活得寂寞，活得孤独，时日难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