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莓讲述：爸爸的命运

2015年06月01日 13:39
来源：凤凰时尚作者：蓝莓

爸爸已经逝去40年，可他仍然无法从爸爸在“文化大革命”时头戴大高帽、胸挂大牌子的噩梦中走出来。

蓝莓讲述：爸爸的命运

爸爸已经逝去40年，可他仍然无法从爸爸在“文化大革命”时头戴大高帽、胸挂大牌子的噩梦中走出来。

[本期关键词：爸爸]

人生如梦，弹指之间，就是百年。老话都是这样讲的，可人真的能活到一百岁还是少之又少的，吉林省公主岭市邮电局的退休职工李文清的爸爸生于1914年10月13日，到今年10月就应该是101岁了，可他的爸爸早在1975年就去世了，只活了61岁。如今爸爸已经逝去40年，可他仍然无法从爸爸在“文化大革命”时头戴大高帽、胸挂大牌子的噩梦中走出来。

爸爸是最早的邮电系统战士

回想爸爸的一生，是饱经风霜的一生。爸爸少年时期家里很穷，爷爷给地主打工活活累死了，奶奶带领他们兄妹四人，在那战争的年代吃尽人间的苦楚。

爸爸青年时期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期，为了谋生，只能是外出求职养家。抗日时期，想找一份工作是很难的，但爸爸为人忠厚，又能干，长得也是一表人才，被日本人看中，说什么也让他去警察局工作。爸爸回家讲明情况后，奶奶是百般的不同意，告诉爸爸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不能当汉奸，帮着日本人欺负中国人。”

日本人看爸爸不当警察，就让他去电话局工。当时爸爸家住怀德县（现公主岭市），就这样他到怀德县的一个电话局做电话生工作。局长是日本人，职员有爸爸和另外一名中国人。当时一个县城的人都不知什么是电话，就是为日本人服务的。后来中国人也安了电话，那是一些有钱人。中国人在日本人的眼里是亡国奴，不如狗，根本不把你当人看，爸爸在工作中吃尽了苦头。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有一安身之处也就满足了。

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投降了，可国民党又接管了电话局。爸爸为了生活，也只好为国民党服务。但是爸爸也在共产党地下党的领导下为共产党做地下通信工作，为解放四平，打长春等战役的通信，做出很大的贡献。

因为爸爸工作认真，多次受到解放军领导表扬，在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邮电战线早期共产党员之一。解放战争结束后，新中国成立，爸爸也从始当家做了主人，根据解放战争时期的表现，被提拔为基层领导干部。因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国民党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到处杀害共产党的干部，破坏邮电的通信，社会也非常不稳定，通信设备经常被敌人破坏，使党的通信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所以，组织上考虑爸爸是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邮电战线员工，有实际工作经验，哪里敌人最嚣张，破坏最严重，就派爸爸到哪里去。

在工作中，爸爸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敌人多是做你死我活的斗争，为党为人民的通信事业，任劳任怨地没黑没白的工作。因为爸爸的工作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党和人民也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1963年3月，爸爸光荣地出席了吉林省群英代表大会，被吉林省委评为吉林省劳动模范，在党内也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表扬和奖励，多次也被评为省、县优秀党员等。那时，爸爸正是四十几岁的人，又有实际工作经验，还是从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革命战士，如今是为党工作，被人民工作，有使不完的劲和干不完的工作。

运动相继来袭

可好景不长，正当爸爸忘我工作时，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了。爸爸当时是在怀德县怀德镇邮电局做局长工作，“四清”时我只有10岁左右，不懂什么是“四清”，只知道爸爸白天工作，晚上开会，很晚才回来。回家后又要和母亲一起，研究在运动中如何更好地表现自己，配合“四清”运动，肃清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更好地配合“四清”运动，爸爸还把在大学读书的大哥找回来。因为大哥大学毕业没分配工作，先搞“四清”运动，进一步理解“四清”运动的意义。这次运动中，爸爸也是大会检查小会检查的，但总的来说，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四清”运动还没结束，一场发动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革命初期，不管什么单位，也不管几个人，都可以成立什么红色革命战斗队、红色兵团。听爸爸讲，单位有一位同志，平时群众关系不好，哪派群众组织都不要他参加，所以他一个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名叫“独立思考，闯皇战斗队”。“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群众组织，可算是五花八门、遍地开花啊。

大革命刚开始还好，红卫兵上街宣传、写大字报、跳忠字舞，开展革命大辩论等活动。后来刘少奇同志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爸爸就在劫难逃了。当时有这样一种口号，叫“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接着就是省委领导、市县领导、乡镇领导，就连生产队的生产队长，也被打成了走资派；爸爸是怀德镇邮电局局长，就是名副其实的走资派了。爸爸被停止了工作，白天写检查材料，晚上开职工大会进行批判。

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刘少奇又被打成了什么“内奸”“工贼”等无中生有的罪名。上边有什么精神，下边就闻风而动，爸爸是日本时期参加工作的，给日本人接电话，因为给日本人做过事，被打成了“汉奸”；爸爸在国民党时期为国民党工作过，又被打成“国民党特务”。我记得爸爸头上戴着大高帽，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大汉奸”“打倒国民党特务”。爸爸的双手用绳子捆着，一头用人牵着，到街上游斗。晚上又要开职工大会对爸爸进行批判和斗争，多次被打得体无完肤，又被关进隔离室长达半年之久。我们也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大汉奸、大特务的狗崽子”。

父母亲因病早世

父母一生生养了我们三兄弟、五姐妹共8个儿女。当时大哥、大姐结婚在外地工作，我和大妹妹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弟弟参军，家里只剩下母亲和三个小妹妹。受父亲的牵连，只给发很少的生活费，妈妈每天还要给爸爸送饭，连面儿也见不着，更无法说上一句话了。自从妈妈和爸爸结婚以来，生了我们兄妹8人，身体坐下了很多的病。战争年代又整日为爸爸担心，提心吊胆的生活，可新中国成立后没过上几年好日子，如今又来了“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妈妈为爸爸的事心力交瘁，一病不起，于1972年4月病逝了，年仅55岁。

妈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让我们难以适应；而妈妈的死，对爸爸的打击就更大了，再加上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长达几年的检查、批斗，使爸爸患上糖尿病、肺结核，无法上班，只好在家进行改造和照顾三个妹妹。

1974年10月，我爸爸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同时他也到了退休年龄，于是由我接班，到怀德县邮电局工作。为了给爸爸治病，组织上把爸爸送到吉林市新站结核病院住院治疗。因爸爸生活不能自理，邮电局领导就派我护理爸爸。

1975年春节前，爸爸挂念家中的三个妹妹，说什么也让我回家和三个妹妹一起过春节。确实，我不回去三个妹妹无人照顾，可爸爸的病又很重，一直在重症病房，我也实在是左右为难。可爸爸坚持让我回家，我只能安排好爸爸，回家和三个妹妹过了一个春节。

虽然人回了家，可我心里实在挂念在医院的爸爸，正月初四我就急忙返回医院。当时在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得从公主岭到长春倒车，再到吉林倒车，一直到午夜才能到新站医院。到了爸爸的病房，看他还没有睡，可能是在盼我回来吧。

那一天以后他的病更重了，在1975年5月，爸爸去世了，终年61岁。

爸爸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也是战斗的一生，更是革命的一生，日本时期，他是为了生存而去做电话生的，怎么能说爸爸是“汉奸”呢？解放战争时期，爸爸是给国民党的通讯做过工作，可爸爸也为共产党做了很多的工作，要不他怎么能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呢？爸爸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过较的贡献，怎么在“文化大革命”时就被打成“国民党特务”了呢？

爸爸的一生任劳任怨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如果爸爸的工作不出色，怎么能被评上省劳动模范呢？在对敌的斗争中，在那枪林弹雨的年代，爸爸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可“文化大革命”却给他的心灵和肉体带来了巨大创伤。爸爸的死，是我一生中最痛心最难过的，至今想起心里还在隐隐作痛。好在如今的社会是安定团结的社会，永远也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了，我们8个儿女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可以高声呐喊：“爸爸，您不是汉奸，更不是国民党的特务，您是人民的功臣，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爸爸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