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莓讲述：关爷爷，我们怀念您，我们有愧于您

第一章

我是吉林省公主岭监狱的退休人员，叫马晶石，今年74岁。现在我又聋又傻，不会写文章，不能听电话，但我心中有一件事，觉得我们家对不住关俊彦爷爷。他老人家对我们家恩重如山，我们却没给过他一点回报，哪怕是一粒米、一滴油，也没给过。甚至一句感谢的话，我们都没说过。虽说大恩不言谢，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为此总是非常内疚。

我第一次看到关俊彦爷爷是1949年秋天，在吉林省人民法院的办公楼。关爷爷站在二楼楼梯口的上方，我祖母领着我母亲和我走在楼梯上往二楼上。我看见这位穿着灰色制服、非常干净、剪着平头、高个子的白发老人，当时年仅7岁的我就吓哭了。那时人的寿命都不太长，我在辽宁老家没有见过白发老人。我祖母赶紧说：“孩子，别害怕，这是楼梯。”

关爷爷是来迎接我们的，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   

1949年夏天，我的家乡辽宁省辽阳县刘二堡乡姜家窝棚村发大水，庄稼颗粒无收，家中生活十分困难。当年秋天，离家当兵、已和我们四五年不通音信的父亲突然来信了，他因右腿负伤已转业到吉林省人民法院工作。   

那时吉林省人民法院在吉林市，职工实行供给制（供给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部分工作人员实行的免费供给生活必需品的一种分配制度。供给制是一种平均分配的形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1950~1954年，约有10%的职工——主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我父亲是科级干部，不够带家条件，而法院又刚刚建立，留下我们母女会给法院带来很多麻烦。但院长关俊彦爷爷和其他院领导考虑到我家的特殊情况，还是决定把我们母女留下了，并让我们享受供给制。   

几天后，我祖母拿着法院给的补助款回辽宁老家了。母亲和我从辽宁老家来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什么都没带，也没带行李，两手空空的。法院领导给我们安了一个简单的家，在法院办公楼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屋里有大床、桌椅、脸盆、毛巾、肥皂等物品。我还记得床上铺着一条装着蒲棒绒的厚厚的大褥子，我盖的是一条带拉锁的鸭绒被。关爷爷时常到我们房间看看，问我们缺不缺什么。   

关爷爷把我母亲介绍到吉林亚麻厂工作。亚麻厂在哈达湾，离法院30多里。我母亲在工厂住宿，两个星期回来一次。  

不久，因工作需要，我父亲要到沈阳东北司法部学习很长一段时间，家里只有我一人了。当时我还没有上学，每天去食堂吃饭，整天在法院前院玩耍。冬天食堂是两顿饭，关爷爷怕我饿，如果他工作不是太忙，就把我领到他家吃午饭。他家离法院有二三里。他家也是两顿饭，我去了关奶奶特别给我做饭的情景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   

法院每天给我一瓶牛奶，还有一点白糖。关爷爷时常买水果放在我房间的桌子上，给我当零食。关爷爷每晚到我房间门口看我闭没闭灯、插没插门，叮嘱我要注意安全。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星期天也不休息。 

有一次我有病发烧，是关爷爷最先发现的。当我醒来时，看到屋子里都是人，有关爷爷、邵云芳奶奶，还有好几个叔叔、阿姨。他们有的打水，有的拿药，有的给我擦脸，有的喂我吃药，尽心尽力地护理我，直到我病好为止。 

每当星期天下午，我母亲回工厂时，我都要在前院闹一阵子，拽着她的衣襟不让她走。关爷爷和肖丹峰爷爷（当时是省人民法院副院长）看见了，就哄我，带我去北山游玩。他们一边看着我，一边拿着本和笔在研究工作。   

1950年夏天，关爷爷去北京出差，回来给我带回一张毛主席的大照片，放在我房间的桌子上，告诉我“不要弄脏了”。关爷爷还给我买了一条毛巾被，他是看到我盖的鸭绒被夏天太热了。

法院除了几位院领导年龄较大，其他人都很年轻，不超过30岁，我父亲二十五六岁。我根据年龄的大小叫他们爷爷、伯伯、叔叔、阿姨。在关爷爷的影响下，他们对我都非常好。记得我父亲临去沈阳时，把发给他的残废金15万（相当于现在的15元）给了我；周宇荣伯伯也发了残废金，他也给了我。我没多久就花光了。   

冬天食堂是两顿饭，有一天吃早饭时，有一位叔叔（现在记不清叫啥名字了）拿着一块白纱布放在大圆桌中间，跟我们这桌的叔叔、阿姨说：“咱们把饭里的豆挑出来给小晶中午吃吧。”那时多数吃的是苞米楂子大豆粥。以后我们这桌的叔叔、阿姨每天早饭都给我挑豆，攒成团，告诉我说：“这是你的午饭，回屋放在暖气片上热着。”

每到开饭时，人们都排队到窗口端一碗汤，那时多数是白菜、土豆、豆腐汤。我个子小，一端就洒。不管是哪位叔叔、阿姨在我身边，都会帮我端菜汤，放在桌子上，我们一起吃饭。

每当防空的时候，警笛一响，不管是哪位叔叔在我身边，都会马上背起我，把我放在防空洞里最安全的地方。记得有一次背我的那位叔叔说：“小晶，快去防空洞，不然关老该着急找你了。”这时，我看见关爷爷正提着公文包，安排大家一起转移文件。人们不声不响，井然有序地忙碌着。

我父母走后，开始是刘来芝阿姨和我住对门，她时常照顾我的生活。星期天她家孩子从幼儿园回来时，她把我叫到她家。她买来了水果、花生等小食品，让我们几个孩子一起吃、一起玩耍。还有郭永涛阿姨，她是新分来的大学生，也时常照顾我的生活，为我洗衣、收拾屋子等。

后来法院把我安排到李向之伯伯家住，他家在法院后院的平房里。黄静修阿姨（李向之伯伯的爱人）领着纪平姐、大宝弟、二宝弟，我们五个人睡在那张大床上。黄静修阿姨每晚工作到深夜才回来，有时能早点回来就给我们讲故事。李向之伯伯很少在家里住，有时晚上回来给我们每个孩子盖盖被就走了，他多数时间是在办公室里睡，因为有许多工作要忙。这期间，我得到黄静修阿姨无微不至的照顾。

法院的叔叔、阿姨每当上街时也愿意带着我，给我买水果。每当节日排练节目时，他们也带着我，让我在台上说几句话。他们休息时，都来到前院的那棵大梨树下，三五成群地在石桌、石凳上说笑，有时也讲故事、下棋。我只会“憋死牛”，就是在一张长方形纸上画两条对角线，画完之后呈四个三角形。在左边的三角形上画上一个圆，那就是井。每队两个棋子，在棋盘上走。哪队要是过不去井了，或是跳井，哪一队就少了一个棋子。依此类推。他们总是让我赢，逗我开心。   

每年换季时，邵云芳奶奶（肖丹峰爷爷的老伴）都领着我去置办合体的衣服、合适的鞋子，比如春、秋两季的秋衣、秋裤、球鞋，夏季的衬衫、短裤，冬季的棉袄、棉裤、毡疙瘩鞋。能买到的就买，买不到的就买材料到服装店、鞋店做。   

“六一”儿童节，邵云芳奶奶给我买来了面包、水果、手绢等礼物，祝我“节日快乐”。中秋节，叔叔们端着大簸箕，里面装着满满的月饼、苹果、葡萄、梨放在我房间的桌子上，告诉我“过节了”。   

春、夏两季我总是在前院玩。有一次看见了肖丹峰爷爷往院外走，我就跟着他在后面走，他是去监狱。走到监狱的大门口，他告诉看守叔叔要看好我，并叮嘱我说：“你不要到别处去，只在门口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监狱，并不像我听辽宁老家人们说的监狱那样阴森可怕。院子里非常干净，种了很多花草，还有小喷泉，我觉得很奇妙。后来我父亲工作调动了无数次，几乎都跟监狱有关，我们家也随着父亲的工作地点而搬迁频繁。这是后话。

1950年秋天，法院送我上学了，学校是在法院后面的通三小学。法院又在办公楼二楼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有床和桌椅。总务科给我买来了书包、文具盒、本、铅笔、橡皮。我父母不在身边，关爷爷时常检查我的作业，告诉我要爱护书本，写字要工整，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

 那时法院的工作人员对关爷爷等院领导都非常敬仰，他们在群众中声望很高，比如人们都尊称关爷爷为“关老”……

关爷爷确实是法院的“元老”级人物。1948年6月17日，关爷爷受组织委派组建吉林省高等法院（同年9月改称为吉林省人民法院，即现在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担任院长。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吉林省解放区的司法审判工作。

吉林省曾是日伪统治中心，解放战争期间又是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前沿区域，抗美援朝爆发后，又处于战争前哨，因此任务非常艰巨。1951年，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关爷爷率领省人民法院全体干部，指导全省各地人民法院投入伟大的“镇反”斗争。据我父亲回忆，1951年6月至9月的4个月时间，就依法惩办了反革命罪犯4000余人，其中包括汉奸、特务、政治土匪、反动武装分子、反动组织成员、叛变投敌者及反革命杀人犯等。对巩固新的人民民主政权，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保卫革命和建设，支援抗美援朝的顺利进行，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章

1959年夏天，我得了一种叫“经漏”的妇科病。当时我正在德惠三中读初中，来月经时参加校外劳动，跳壕沟累着了。我病得很厉害，脸色苍白，浑身无力，于是我来长春治病，并在关爷爷家里住了一个月。这时关爷爷家住在长春市朝阳区东朝阳路同志街建政胡同1号，关爷爷刚从吉林省副省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我从家里来时没打算住下，什么也没带，但关爷爷不让我走。关爷爷给我一条新毛巾、一把新牙刷，告诉我洗手间里的一个牙缸是他的，让我用。   

那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关爷爷从来不吃早饭，中午和晚饭也是苞米楂子粥或者高粱米饭，常吃苣荬菜等野菜。虽然有专车，但他为了节省汽油很少坐车，还是经常穿着一套灰色制服走在马路上。关爷爷穿的衣服非常干净，让人看了很舒服。关奶奶说，关爷爷每季只留两套衣服，能换洗就行了，要有三套衣服就送给别人一套。 

关爷爷为了我的病，找过市医院的孙院长。省里著名的老中医王先生家在吉林市，他来长春到省政协开会时，关爷爷也请他老人家给我看过病。记得他给我开了一个中药方。国家困难，中药不好买，药方上的药抓不齐，有时一服药缺很多味，至少缺三四味。关爷爷为了让我尽快恢复健康，走遍了长春的大小药店，想方设法把药抓齐。有一次，我的药还缺一味，关爷爷身边的工作人员薛伯伯说：“缺一味不要紧。”关爷爷却说：“不行，我去找！”关爷爷就到他的一位老同志家找，最后把人家做菜的调料都拿来了。薛伯伯笑着说：“您怎么不给人家留点啊，人家做菜没有调料了。”   

在关爷爷家养病期间，每当我午睡时，关爷爷都要下楼来把窗子从外面给我关上，怕我受风。当时发的布票很少，尤其是孩子多的人家都不够穿。我临走时，关奶奶给我们家两块布让我带回去。她说：“我们家都是大人，穿旧衣服就行了，你们家孩子多，都在长身体，穿衣服费。”   

我这人多灾多难。1961年下半年，我在长春第一实验学校读书时，又因为下乡劳动，感冒咳嗽，得了气管炎，打了几支链霉素把耳朵打聋了，需要打维生素B12治耳聋。因为耳聋得厉害，1964年初我就不念了，到前郭劳改支队上班。那时我已经打了几年维生素B12，可在前郭劳改支队买不到这种药，父亲就写信跟关爷爷说了，求他帮忙。关爷爷就从长春买到维生素B12，邮到前郭劳改支队给我用。

“文革”刚开始时，人们胸前都戴着毛主席像章，我羡慕极了。可我当时在镇赉四方坨子劳改农场上班，那里买不到毛主席像章。我就写信跟关爷爷要。关爷爷给我邮来了两枚毛主席像章，还用毛笔写了一封信，叮嘱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工作，做个好人。现在想来，我太不懂事了，关爷爷1885年生人，当时已是高龄老人了，我还麻烦他老人家。

1970年1月3日，我父亲作为“五七战士”插队落户到乾安县让字井。关爷爷的亲属于文叔叔家在乾安县城里居住。他并不认识我父母，只是听关爷爷说起过。那时让字井的交通很不方便，于文叔叔夫妻二人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到让字井，还没等我们家人到他们先到了。公社给我们家安排的房子是集体户的空房子，正值三九天，四面墙上挂着一寸多厚的白霜，新搭的炕还没干透。他们帮着收拾屋子，忙这忙那。后来我二妹有病，去县城看病，也是住在于文叔叔家。他们管吃管住，领着我二妹去看病，煎汤熬药，给了我们家极大的帮助。     

我们家在镇赉劳改农场住时，正面墙上挂着关爷爷和关奶奶的合影照片；还挂着关爷爷送给我爹的在宣纸上写的书法，写的是毛主席诗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后来“文革”时，照片和书法都不见了。我母亲说：“一天夜里，造反派突然来抄家，都给拿走了。”他们说关爷爷是“叛徒”。他老人家净做好事，我们怎么也不能把他和“叛徒”联系在一起。我曾听关奶奶说，新中国成立前，关爷爷为革命还被判过3年徒刑，坐牢遭了不少罪。他一生光明磊落，热爱党，热爱人民，是我们国家的功臣，怎么会是“叛徒”呢？当时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要说我家对关爷爷的报答，我父亲曾讲过一件事。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是长春北郊园艺场的负责人。关爷爷和肖爷爷时常去园艺场，想办法，出主意，为办好园艺场出谋划策。他们还帮园艺场买了不少果树苗。园艺场虽然建场时间不长，但那里规划得很好，有果园，有鱼塘，有养鸡、养鸭厂，有粮米加工厂，有商店，还有很多种菜的温室。家属开始住的是简易的泥草房，后来建了砖瓦房，粮食、肉、蛋、鱼、蔬菜都能自给自足，人们生活得很好。长春市民有时也来这里买肉、蛋、鱼，可关爷爷和肖爷爷从来不在园艺场买，总是回长春市里买国家供应的。我有时和父亲说给他们买点，我父亲说给他们买了也不会收。有一次，我父亲去市里办事，自己掏钱买了一筐鸡蛋给关爷爷家里送去。关爷爷看推托不掉，照样付钱，不要钱不让拿进去。父亲总对我说：“你关爷爷他们模范地执行党的纪律，从来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  

1971年1月份，我回乾安县让字井探亲。听到关爷爷逝世的噩耗时，我母亲和我都放声大哭。我母亲说：“你关爷爷对你爹比对他自己的孩子们都好；不光你关爷爷对咱们家好，他的家人和亲属对咱们家也好。他就是我们家的恩人啊！”

第三章

“文革”开始时，关爷爷已经是81岁的高龄老人，行动已经很不方便了。在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关心吉林省的建设和统战工作，使很多同志（包括我们一家人）非常感动。他虽遭诬陷，但是对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不移，从来也没有动摇过。不幸的是在1971年1月9日，他带着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满腹忧虑，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86岁。   

1979年3月5日，中共吉林省委宣布：对“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逝世的关俊彦同志，平反昭雪，推倒诬蔑不实之词。这个好消息，让我们一家人松了一口气，同时也感到了由衷的欣慰。

关爷爷，我父亲马骏在您的培养教育下，先后在省人民法院、省劳改干校等20个单位工作过，从一位农家子弟成长为合格的司法干部。他和他的同志们白手起家，克服许多困难，创建了几所劳改农场，为吉林省监狱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曾听父亲讲，1948年末，东北全境已经解放，我父亲当时在省人民法院工作。为了落实毛泽东同志 “罪犯不能吃闲饭……尽快建设劳改农场，将罪犯投入劳动改造”的指示，省人民法院在关爷爷的领导下着手筹建劳改场所工作。于是，我父亲就被派到了榆树怀家筹建第一所劳改农场……

关爷爷，这些工作都是在您的言传身教下进行的。您帮他出主意，想办法，使他在成长过程中少走了不少弯路。我父亲时常对我说：“你关爷爷对我的恩情太深了，要不是他教育我，我也不能有今天；可咱们有愧于他老人家，没给过他一点回报……”

关爷爷，您在现实生活中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您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向您学习，没有做有损于国家和人民的事。  

我母亲晚年患老年痴呆症，已经糊涂了。当时我们家在司法警官学院院内家属楼住，斜对面就是景阳广场，省高法就坐落在附近。有一天，我母亲坐在小卧室里望着省高法的楼出神。我说：“妈，您知道吗？那就是省高法，是关爷爷和我爹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母亲听了，微微地点点头。我看见她的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我知道那一瞬间她是清醒的。   

关爷爷，一晃您已离开我们40多年了，可我们一直觉得对不住您老人家。

我们家的大事小事您都管，生活困难、孩子有病、缺衣少穿……您和我们无亲无故，也不是一个民族，您家是锡伯族，我家是汉族，可您对我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可我们除了有事求您，从来没有特意去看望过您。就拿我来说吧，我工作以后——1965年春天回长春北郊搬家，把家搬到了镇赉四方坨子劳改农场，可我没有去长春市里看望您。您晚年遭到“造反派”诬陷，在最需要温暖最需要安慰的特殊时期，我也没有去看望您。后来得知您安葬在辽宁开原老家了，我也没去您的墓地看望您……

您教育我走正路、做好人，关注我的学习、关心我的健康、呵护我的喜好……您家的门我没少登，您家的饭我没少吃，您为我操了不少心，可我却没给过您一点回报，哪怕是一滴油、一粒米也没给过您。我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跟您说过。蜜蜂从花丛中采完蜜，还知道嗡嗡地唱着道谢，树叶被清风吹得凉爽，还知道飒飒地响着道谢。但是，我还不如蜜蜂和树叶……

不只是我，我的家人也没给过您一点回报。我们太不懂事，只知索取，不知感恩，我代表我们全家人向您表示歉意。关爷爷，我们有愧于您，我们怀念您，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虽说大恩不言谢，但是，感恩一定不要发于心而止于口，对你需要感谢的人，一定要把感恩的意思说出来，把感恩之情表达出来。那不仅是为了表示感谢，更是一种内心的交流，在这样的交流中，我们会觉得世上因这样的息息相通而变得格外美好。

 

                    

蓝莓 凤凰时尚情感专栏作家

蓝莓，某报首席编辑，编辑、主持情感栏目十余年。文风质朴，重写实，轻虚构。关注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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