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莓讲述：我愿用性命换回父亲

2016年12月28日 17:33
来源：凤凰时尚作者：蓝莓

吴老师今年已经74岁，可每当想起他的爸爸，那种悔恨交加的心情竟让他喘不上气来。他悔恨、他羞愧，就连现在他都在想：爸爸出车祸的那一刻，如果能让他用生命去换回爸爸，他都毫不犹豫。

蓝莓讲述：我愿用性命换回父亲

他悔恨、他羞愧，就连现在他都在想：爸爸出车祸的那一刻，如果能让他用生命去换回爸爸，他都毫不犹豫。

[本期关键词：车祸]

我的童年

　我上面有三个姐姐，我三姐的小名叫“换小子”。盼星星，盼月亮，1943年，我父母终于盼来了我。我的小名叫“连生”，父母是想接着再生男孩。听我妈妈说，我生下来全家都欣喜若狂，因为“二亩地里就一棵苗”，我二大爷有三个女儿也没男孩。可是，爸爸在我5岁时的一顿胖揍，让我刻骨铭心，使我觉得自己也没有那么金贵。

我被打的原因是这样的。一天，我正和同院的一帮小孩玩耍，突然尿急，便对着邻家的木障子尿了过去。恰好障子之间有一个小孔，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尿尿的技术很高，可以对着小孔尿出去。

我正在得意时，对面的那个媳妇像疯了一样大骂起来：“谁家的鳖羔子往我家大酱缸里撒尿！”之后她找到了我家，对我连推带搡，并骂道：“还知书达理的人家呢，养了一个这样的死孩崽子。”

爸爸这时拎了一个家伙，那是他平时最爱吹的黄铜做的箫，劈头盖脸地朝我打了过来。尽管我左躲右闪，可是腰、腿、屁股已重重地挨了几下。若不是有人挡着，打在头上我就惨了。

晚上快睡觉时，爸爸的恨意没消，因为我家的酱赔给了人家，就又从被窝里把我拎了出来。这次是用大擀面杖打的。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和贾政暴打宝玉是多么的相似。我高烧三四天，夜里净说胡话，爸爸和妈妈也懊悔不已，破天荒地买了一包绿豆糕和一包槽子糕让我吃。可是我疼得要命，哪里吃得下？当我看见那擀面杖上还有一丝血迹时，心里恨我爸爸恨得牙根儿直痒。

等我疼痛减轻了许多时，我爸爸来看我，并用开水冲了三块绿豆糕让我吃。我就不吃，心里想：就不吃，让你后悔去吧！过了几天后，我哪还有那个志气，可想吃时早没了，都让我那个“馋猫”三姐吃光了。

就在我找绿豆糕时，无意中瞥见了爸爸打我的那支铜箫。我知道，它是爸爸的宝贝。我从小就听说我爷爷是满族人，会吹《苏武牧羊》，我爸爸也常吹这支曲子，尽管听起来很悲凉，可是真好听。可当时的我哪里还想悲不悲、好听不好听的，我的屁股已经全是紫黑色，出血水了，绿豆糕又没了，这都让我气不打一处来，我便将箫藏了起来。恰好有一天来了一个收破烂的，我便偷偷拿了出来，卖了5角钱。

事后我方知那是我太爷爷遗留下来的，箫上面还刻有字，现在想来，那也是个“文物”了。直到有一天我爸爸想吹箫时，才发现没了，咋找也找不着。可哪有不透风的墙，爸爸已经猜到是我干的。

也许爸爸出于内疚，没有追究这件事。半年多以后，我和同院的几个小孩捡破烂卖钱，我分到1角6分钱，给我爸爸买了一个竹子做的箫。尽管竹子的箫很精致，可那也比不上我偷卖的那个铜箫，那可是传家宝啊！但这竹子的箫也补偿了一点我对爸爸的亏欠心理。

我的小学是在长春东四道街小学读的。学校的对面是东二小学，就是以前的长春天主教堂。我小学一二年级时在两校的知名度非常高，因为有一次我在教堂里的两个学校学生演出时跳了一个舞蹈《马车舞》。我扮演一个小车老板，三个小女生穿着超短裙扮演三匹小马。演出服装很华丽，我扮演的车老板超萌，憨态惹人笑破肚皮。就是这个节目使我名声大噪，不仅参加了在长春市体育馆的全市各校代表演出，而且和苏联儿童联欢时也做了演出。那时的我长得小巧玲珑，说话细声细语，若只听声音，都会认为我是个小女孩。

那是在1951年的时候，在南湖的伪满时建的大楼里（后来称024部队大院），我代表长春的小学生慰劳抗美援朝伤病员演出时，出了大丑。那时已是晚上8点多了。我的《马车舞》是压轴节目，之前一个节目是小歌剧《献给志愿军的慰问袋》。就那个节目要结束时我尿急，想要尿尿，可带队的唐老师说，马上就要出场了，先憋一会儿。这时的我是强憋着尿跳完了这个只有4分多钟的《马车舞》。

我也是被尿憋的，这舞跳得超狂，志愿军伤员的掌声也狂响个不停。可结束时，我哪还有心情欣赏这掌声，我都忘记了应先敬个礼，没有从侧台退出，直接想从台上跳下来。是一位志愿军叔叔怕我从台上跳下摔坏，用双手抱住了我，还亲着我的脸。

天啊！这时的我，自己都不知尿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反正志愿军叔叔的前大襟已湿了一大片，我穿的彩裤还往下嘀嗒水呢！

因为天黑，唐老师雇了一辆马车把我送回了二马路的家。这时让我无地自容的是，我妈妈听说我尿裤子了，也不顾有唐老师在场，劈头盖脸地在我那光头上打个山响。唐老师拼命地拉着，可是那大嘴巴真是雨点般往下落，我的左脸立即肿了，嘴角也出了血。我狼狈地“哇哇”大哭起来。

这次暴打后我对我妈妈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妈，我是不是被抱养的？”妈妈以为小孩子开玩笑，刚要举手打我，我又说：“是不是咱家没小子，才把我从别人家要来的？”这时妈妈举起的手放了下来，骂道：“这是哪个遭天谴的人说的？”

那时我的脸肿了还没全消，妈妈把我抱在怀里，没有言语，可脸上却挂着泪水。她也许后悔打得太重了，可我的这句话像刀子一样刺痛了妈妈的心。

我不仅因为跳《马车舞》出名，更出名的是一跳舞准尿湿裤子。那是在中国俱乐部（后改为红星剧场）的一次汇演时，我扮演“除四害”中的一只苍蝇。演出结束时，我急忙跑到厕所。情急之中，我把原来的活扣儿裤子，一下拽成了死扣儿。结果裤子没解开，尿已经从裤腿流了出来。

又是唐老师把我送回了家。可这次妈妈没有打我，反而还向邻居夸奖我：“我家小连生子，名气大着呢，谁不知道？”可她从不向外人提我尿裤子的事。有位邻居大妈说：“听说你家孩子在台上演出时把裤子掉了？”我妈妈反倒打趣遮掩说：“小男孩掉个裤子怕啥？总比尿裤子强。”

多年以后，电视剧《年轮》播出，其中有一首插曲引我共鸣，让我感触颇深：“一条小巷里，住着我和你，一起去上学，一块去淘气……童年的歌是爸爸的巴掌打在屁股上，童年的梦是妈妈的眼泪流淌的希冀……”

一封家书

现在的我，有时也像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一样，不论别人是否愿意听，总是自言自语：“我真傻，都成年了怎么啥都跟父母说？你自己苦、自己难，难道告诉父母就能减轻吗？”是啊，男子汉有泪应该往肚子里流，对父母诉说只能让他们心碎和担忧。

为什么我说自己傻？因为正是我的一封家信，才导致爸爸忧心忡忡，神不守舍，结果爸爸在一次上班的途中出了车祸。那一天是1976年1月21日，爸爸57岁。爸爸走时没留下一句话，因为肋骨扎在肺上引起了气胸，抢救无效。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从小能歌善舞、天真烂漫的我，压根儿没想到，自己成年后会活得这么复杂，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有时几乎让我绝望。这一切，皆因我爸爸出身地主，在解放前集体加入过国民党。也就是说，我受了他的牵连。

我是1967年的大学毕业生。因为“文革”，1968年下乡，在扶余县下属的一家国营农场中学当教师。

当初下乡时，我所在的那个农场同时分去了12个大学毕业生，除了医大、师大的干了本行，其余兽大、农大、农学院、工大的毕业生都下地干了庄稼活。当时提倡大学毕业生当农民，可是谁敢怀疑国家拿出那么多钱培养一个大学生，目的就是为了当农民呢？

我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是爸爸在长春市教育局文教科上班，任副科长一职，所以我的出身一栏都是填写的“职员”。即使这样，分到农场后，我仍被视为隐瞒了家庭成分的人。在“文革”清队时，我虽是农场中学的教师，可在贫宣队的眼里，我则是地主的狗崽子、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到场部多次强烈要求更换我，说不放心把贫下中农的子女交给我。多亏当时有文件，师范类、医学类毕业可不参加劳动锻炼。

虽然我有幸分到了学校教学，可过了五六年后，跟我一起分去的大学毕业生基本都调回长春工作了，而我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单位放别人也不放我。

当时的大学生很少，可谓天之骄子，毕业分到了艰苦的农村，感到一下子从天堂到了地狱，而且还抽不回来，这成了爸爸的一块心病。做为一个父亲，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天灾人祸的侵扰，让爸爸十分内疚。爸爸在给我的信中多次提到：“都怨我，如果我出身好，我的孩子早回来了！”爸爸总是说：“艺民，你只要不怨恨我，我就满足了。”

我在农村的生活特别困难。生产队到冬天每家分一车烧柴，而我是教师，属于“臭老九”，地位与普通社员不能比，只给分半车。我又生活能力差，打不到柴火，家里冷得滴水成冰。

因为我家的柴火垛总是漏雨，一到晴天就得晒柴火。我爸爸知道后很是惦记，一到下雨天就担心我吃不上饭，竟让我妈妈给我邮一块能遮挡柴火垛的大塑料布……

我在农村结了婚。1975年，我妻子生第二个女儿时，爸爸给我们寄来了10元钱，还有一封信。我记得爸爸在信中安慰我说：“艺民啊，姑娘、小子都一样，我看还是姑娘贴心！”

我到农村以后，很少回长春的家。我不愿意回去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感到深深的自卑。那时弟妹们小，不懂事，看我穿得土里土气，总是对我一口一个“屯老二”地叫。有一次我回家，家里来了客人，吃饭时别人都上桌了，只有我还在厨房忙活。爸爸招呼我快上桌吃饭，一个弟弟却说：“别让屯老二上桌了。”这是我无意中听到的话，当时无地自容，眼泪往肚子里咽。那时，连我妈妈都会开玩笑地说我：“这屯老二……”

我因此不爱回家，也尽量避免回去。有一次我去长春办事，为了不想再遭到尴尬，自取其辱，我就花了10元钱，在长春火车站旁边的泰山旅社住了一宿。那是个破烂不堪的旅社，但即使这样，我也觉得比家里强。那一宿，我心中五味杂陈，泪湿枕巾，无法入眠。

我的境遇爸爸都看在眼里，也疼在心上。所以，他从不催我回家过年，他是为了维护我的自尊心。

爸爸是家中最理解我、最疼爱我的人，所以我写给爸爸的信最多，但基本上都是报喜不报忧。

那是1976年春节前，每逢佳节必思亲，我来农场8年了，还从没回家过过年，心中的思念和委屈一言难尽。于是，我给爸爸写了一封长信，向爸爸诉说了这些年来从未说过的遭遇。

那时虽是“文革”末期，但家庭成分还是困扰着我。在我的办公桌上，经常出现“打倒地主阶级”的粉笔字，令我心理压力很大。还有一件让我难以启齿的事，发生在“文革”初期。在一次全县的文艺调演中，我因擅长跳舞，在《洗衣歌》的舞蹈里扮演了一个解放军小战士。演出结束后，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我只好和演出的学生、贫宣队睡在了一起。就是在那个晚上，我受到了人生中的一次奇耻大辱。

一个转业兵出身的贫宣队长鼓动、教唆几个学生扒我的裤子取乐。被激怒的我，和他们进行了一场捍卫尊严的搏斗。当时的我真变成了一头怒吼的雄狮，丝毫看不出我平时是那么胆小柔弱、逆来顺受。我操起了一把二胡，和他们拼了。二胡打成了两截，音箱已经破损不堪。一只长笛也让在我自卫还击时打得粉碎。

搏斗中，没有什么胜负之分，因为我寡不敌众，可他们也没占什么便宜。贫宣队长扒我裤子的手让我用竹笛重重地挫了一下，见了血。他没敢告状，因为他没有那个脸。

这件事传到了农场党委，尽管他没受到什么处分，可还是在老师们的一片骂声中灰溜溜地离开了贫宣队。

我痛定思痛，含着泪水在信上向爸爸一股脑儿地诉说了这一切。

几天后，我没有收到爸爸的回信，而是收到了我三姐的回信。信中说，爸爸接到我的信后，自己背着家人，偷偷地到外屋抹眼泪，这情景恰巧被我三姐看到。三姐看到爸爸哭得那么伤心、悲凉，当时就问爸爸怎么了，爸爸说没什么。有好几次，三姐都看到爸爸边看信边流泪，可他说啥也不给三姐看。于是，三姐来信问我：“你都跟爸说什么了？爸咋哭那样呢？”

大约十多天之后，爸爸就出了车祸！

事后，妈妈也回忆起爸爸看完信时的情景。爸爸对妈妈说这件事时，眼圈红红的。爸爸说：“都是我造的孽啊，让孩子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吃了这么多的苦……”

三姐总是埋怨我，说我什么事都跟爸爸说，是我害死了爸爸。我无言以对，因为三姐说得对。

三姐的话犹如万箭穿心，让我悔恨交加啊！是我让爸爸心碎了。我的爸爸，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一个内心充满内疚的一家之长，在他的生命结束的前夕，占据他脑海的大事，是想自己孩子的屈辱，是想自己孩子的未来……我真傻，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在那个年代，爸爸自己就够难熬的了，我的遭遇无疑让爸爸雪上加霜。我给爸爸写信时满脸都是泪水，泪水滴在信纸上，我想爸爸一定看到了，也知道那泪是从我的心里流出的。可是我的心在流泪，爸爸的心在流血啊！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

无穷的悔恨

我在爸爸去世的第二天才赶回长春。爸爸是长春三十五中学校的会计，尽管出身不好，又加入过国民党，在“文革”中却没有受到冲击；并且在工宣队老白的倡议下，给爸爸开了一个像样的追悼会，追悼会上的悼词也都是赞美的话。这也是爸爸生前对我愧疚的一个原因，爸爸常说：“本来是因我而起，可我倒没受什么苦，而我的孩子咋受这么多苦呢？这些苦应该由我来受……”

爸爸，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可是，我再自责也拉不回爸爸了，再自责也抹不平我给爸爸的心灵带来的伤痛。

处理完丧事后我坐火车要回农场，可我心中却压着一块大石头，而且越发沉重起来，突然想起了我入团时的情形。在我上大学时因为出身不好，入团申请书和思想汇报写得撂起来有一米多高，后来在下乡搞社教时才有幸入了团。那时全国都在“向雷锋同志学习”，为了入团，我自己拿了个剃头推子，每天到街头义务为孤寡老人理发，风雨不误，坚持了半年。当我戴着闪闪发亮的团徽想向爸爸炫耀一下时，爸爸却眼含泪水说：“是我连累了你，不然你早就入团了。”我不知是喜是忧，心情难以名状。而如今，我的那封信却连累了爸爸，甚至让爸爸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时我手拎旅行袋经过二马路路口，到爸爸车祸的出事地点时，一股冲动让我失去了理智。爸爸！你生前我对不起你，现在我要跟你去了，我会在另一个世界陪伴你，做一个孝顺的儿子吧！我跪在了爸爸出事的那个地方，双手捂住了脸，泪水顺着指缝儿流了下来。我期望最好是同一路线的公交车把我送到爸爸身边。正在我的灵魂要飞向爸爸的一刹那，犹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眼前出现了爸爸那慈祥的目光，那是一个没有内疚、没有自责的世界……

一声刺耳的汽车鸣笛将我从幻想中惊醒，我捂着脸的双手移开时，眼前是一片诧异的目光。人群中有人惊恐地叫道：“怎么了？撞伤了没有？”这时的我慌乱地推开人群，拎起了旅行袋，像一个刚刚被追赶的小偷冲出了围观的人群。

感谢那刺耳的汽车笛声，感谢那围观的人群，也感谢我的妈妈、我的爱人和孩子们，因为在那一刻我不能再做傻事了。

由此我想到了另一件让我刻骨铭心的事，也使我对爸爸的愧疚加深加重。

事情发生在“文革”中期，我的同组老师纪小新，他和我的年龄相仿，当时也是20多岁。在一次批斗他爸爸的会上，他和他哥哥陪斗。造反派让他哥哥用皮鞭抽打父亲，若不打便是没划清界限。他哥哥在威逼之下打了几鞭。可是这不能满足那些灵魂已经扭曲了的人的贪欲，非要狠狠地打。于是，又有人提出让纪小新老师也打。我正在惊恐不安时，只见纪老师将挂在脖子上的有20多斤重的拖拉机铁轮向上抬了抬，一头猛地向会场的一根柱子上撞了上去。顿时鲜血四溅，有几滴喷在了柱子上。可这时的他还有意识，第二次又拼尽全力撞了上去，最后昏倒在柱子前，场面令人唏嘘。那些想取乐的人也无心批斗，批斗会草草结束。可我心里对纪老师肃然起敬，扪心自问，如果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能做出像纪老师那样的举动吗？我恐怕做不到，因为我缺少一个男子汉应有的担当。我写信跟爸爸诉苦，就说明了这一点。

亡羊补牢

爸爸带着对我的惦念和担忧离开了。如果说以往我还有理由抱怨生活给予我的磨难太多幸运太少，那么此后，我再不会那么矫情了。我在农场干了14年后，于1982年调到松原市，在油田的一所高中任教。在此后的30多年中，我发愤地工作着，我相信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都将微笑着独自面对。

在我的教学生涯里，我当了近20年的班主任，其中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我干了近10年，并获得了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的指导教师奖。退休后，我应聘到北京的一所“贵族”学校，并连续10年被评为先进教师、优秀班主任。当我在爸爸的墓前祭拜时，我声音哽咽，可内心却有一种自豪感；似乎爸爸就坐在我面前，我动情地说道：“爸，你的儿子已不再是一个穷光蛋……为你的儿子骄傲吧！”

我把已经不可能再给爸爸的爱尽情地献给了妈妈。欠爸爸的债今生都还不了，可对妈妈的债我绝不会再欠了。

我们兄弟姐妹共7人（我有两个姐姐在解放前饿死了），尽管在我刚起步时经济条件也只是一般，可是7个孩子中我是给妈妈汇钱最多的一个。每当妈妈过生日时，我都给老人家寄1000元，让她买蛋糕、鲜花。在妈妈腿脚不灵便时，我给邮2000元买轮椅。我明知用不了那么多，但我告诉妈妈，谁推她散步多，就给谁当小费了。在给爸妈买墓地和发送妈妈时，我一共花了6万多元，没有用弟妹们一分钱，可我心里高兴。

记得我在北京打工时，妈妈已经86岁了。听说我要回长春看她，本来是三姐接的电话，可是电话里却是妈妈的声音。她大声说：“你问问艺民，他想吃啥？”本来我是想问“妈，你想吃啥”，可是我顺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妈，我想吃你做的手擀面，要酸菜卤的！”

其实，我还想对妈妈说说爸爸。我想说：“我想爸了，爸还活着多好。爸还没去过北京呢，我真想像少数民族那样做一个竹子背篓，背着爸看看天安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