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前高官：当年停用死囚器官国内外压力很大

原标题：《环球时报》专访黄洁夫：卫生部前高官细述中国器官移植

在梵蒂冈反器官贩卖峰会会场，黄洁夫与世界器官移植协会主席交谈。

[环球时报赴梵蒂冈特派记者范凌志]2月7日至8日，梵蒂冈教皇科学院举办了“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中国应邀参加。长期以来，器官移植在世界多国都是备受争议的话题，一些反华势力甚至以此制造中国“活摘器官”的谣言，抹黑中国。在这次峰会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席、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作为中方代表，用数据和事实说话，介绍中国器官移植情况，直面质疑，回击谣言。会后，黄洁夫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讲述此次峰会背后的故事，以及中国近40年来器官移植事业从起步到变革的过程。

从艰难起步，到“中国的创新”

环球时报：改革开放后，中国器官移植发展脉络是怎样的？

黄洁夫：器官移植技术是改革开放前后传入中国的，那时，中国开始第一轮器官移植尝试。以肝移植为例，从1977年到1983年，由于当时技术落后，跟国外交流不多，全国只做了约58例肝移植手术，绝大多数手术对象在3个月内去世。之后，中国肝移植陷入“十年停顿”。上世纪90年代，一批在国外留学的学者回国了，我也是其中一员。加上科学技术进步，中国由此掀起肝移植手术的第二次高潮。

环球时报：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中，哪些事情是重要拐点？

黄洁夫：首先，改革来自于透明。2005年，我在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卫生高层会议上首次承认中国的器官来源于死囚。这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不符，医生们觉得是“饮鸩止渴”，老百姓也未享受到优质的移植服务。在这次会议上，我阐明了中国器官移植事业需要改革。

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使器官移植走上法治的轨道。2008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当时在卫生部副部长任上的我动了“铁手腕”，使用技术准入手段，在3个月内把能做器官移植的医院从全国600多家砍到163家。

之后，我们开始探索建立中国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包括制定中国器官捐献“三类死亡标准”，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参与。建设器官捐献和移植系统下的5个体系，遵循人道主义救助原则，使得器官捐献是公开透明无偿的；COTRS（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保证器官分配的公正，OPO（器官获取组织）确保移植器官质量，器官移植登记体系保障病人安全，监管机制监督条例贯彻执行。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中国得到世界的帮助，建设起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原则的中国体系。“中国模式”为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提供了模版，世界卫生组织称赞这是“中国的创新”。

2013年，新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在全国推广后，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2014年中国器官捐献中，80%来自公民捐献。“壮士断腕”的改革时机成熟了，在党中央的坚决支持下，2014年12月3日，我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停止死囚器官的使用，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2015年，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达到2776例，创历史新高；2016年增长50%，达到4080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移植大国。

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曾面临压力

环球时报：您2014年毅然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是不是承受了很大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

黄洁夫：那时候我们的压力来自于两方面。在国内，要打碎实行了20多年的旧体系，斩断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集团联系，阻力肯定很大。宣布后，器官移植界有些医生说，“黄部长是霸王硬上弓”“死囚器官为何不能‘废物利用’”。也有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到了”，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老百姓愿意捐献。

国内的攻击是想保护在旧体系中的经济利益，国外敌对势力则带有政治意图，通过捏造“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谣言，破坏中国的政治形象。

环球时报：中国已经取消使用死囚器官，为什么器官移植领域还是反华势力的主要攻击目标？

黄洁夫：法轮功邪教组织以此攻击中国人权已有十多年，而中国2015年才取消使用死囚器官，真实故事尚未被很多人知道。关于“活摘器官”谣言，我已多次讲过是“胡说八道”。十多年来，法轮功对中国众多器官移植医生进行过人身攻击和威胁，不少医生和医院几乎每天收到恐吓电话和短信。需要强调的是，法轮功邪教组织在混淆“使用死囚器官”和“活摘器官”。他们不关心中国是不是在使用死囚器官，更不关心千千万万器官衰竭病人需要救命，只想把中国器官移植领域政治化、妖魔化。

我们在没有建立公民器官捐献体系之前使用死囚器官，是挽救器官衰竭病人的无奈之举，公民捐献体系建设好了，我们就尽快废除这个来源。正如同我在2月4日写给教皇信中表达过的，“圣人之过，如日月之蚀，错之，众人检视，改之，众人仰之”。

另外，使用死囚器官不是中国“原创”。上世纪90年代我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时，他们给我展示的器官标本来自死囚。但由于公民捐献体系的建立太滞后，使用死囚器官确实成了西方敌对势力攻击中国的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