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莓讲述：浓浓的血腥味

入狱当天，同时进来大概有几十个人，管教人员在队前念犯人名单，分配牢房。当念到他的名字时，没有给他分到几号牢房，而是把他分到犯人病院，做犯人大夫。因为判决书里说他 “苦钻医术，想成名成家，不突出政治，走向了犯罪道路”，所以管教人员这样分配也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尽管如此，袁大夫还是痛心、沮丧，忧心忡忡。他本来是个引以为荣的革命军人，一个积极向上的先进青年，一个保家卫国的战士，突然被打成了“反革命”，成了阶下囚，巨大的落差和悲痛、巨大的冤枉和委屈让他身心崩溃。在这个特殊的医院里，他不会说话，只会两眼发呆，不停地流眼泪。

管教们自有办法帮他渡过难关。一位管教劝他说：“有什么难过的？你的罪过是‘白专’，这次进监狱让你‘专’个够。给你创造了条件，旁边有几位大教授陪着你，指导你专研，多好啊！你什么也不用管，只管看病，跟你在外面没啥区别，就是黄棉袄变成灰棉袄呗。”管教口中所说的 “几位大教授”，进来前都是社会上知名的医学专家。在那个年代，蒙冤的“反革命”来自社会各阶层，其中不乏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

当犯人大夫7年，袁大夫注定是个有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分享他的一个故事。这也是他风雨坎坷医生路的一个小插曲，让人感叹那个特殊年代发生的事竟然如此奇葩。

袁大夫所在的监狱因为在东北平原，天气寒冷，冬天零下30多度。冬季时间长，和当地百姓一样睡炕。进入10月中旬，就开始逐渐烧炕取暖。

不管冬天还是夏天，几十名犯人挤在一铺炕上。每个人的铺位宽度是45公分，褥子也是45公分，挤在一起，闲着一头。炕沿上都刻着记号，谁也不能逾越，只能采取仰卧和侧卧相结合睡觉，不能都平卧。

犯人们都希望睡的铺位宽一点，但是不允许。袁大夫也睡过45公分的铺，不过大部分时间能睡得宽一点，因为他有个卫生包，还有一堆药，需要搁在炕一头挨着他。为此，他的铺位一边是药箱子，一边是同犯，药箱子让给他较宽的面积，挨着他的那个犯人也借光了，两人都能有宽一点的铺位。犯人都愿意挨着他与他邻铺，他尽量往药箱子方面靠，邻铺心里感激他，与他感情不错。

可是有一年多的时间，谁也不愿意与他邻铺。原因是他身上散发着很浓的血腥味，狱友们宁肯睡在狭窄的铺位挤在一起，也不愿意闻让人受不了的血腥味！

这血腥味的来源，说起来有一个怪异的故事……

1970年夏天，监狱里又进来一批犯人，在这批犯人中，有一个人原来是某县医院的外科大夫，35岁左右，罪行是一桩医疗事故和男女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从轻判了3年。

也许 “人民内部矛盾”只是错误，不是罪行，所以判得刑期短、受照顾，他入监后就分到了犯人病院，当犯人大夫。他来到犯人病院和袁大夫他们这几个反革命政治犯在一起共事，虽然都是囚徒，但是身份有区别，用他的话说：“你们是反革命，属于敌我矛盾；我是犯了错误的好人，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两种身份的医生在一起服刑，很自然地，他就主动担当起了犯人头，成了袁大夫他们的“领导”。

管犯人的犯人在狱内叫“记录员”。“记录员”官大小不一样，在这个犯人病院，“记录员”手下共十几个犯人，那么这个“记录员”相当于“班长”。而参加农业劳动改造的犯人编制是中队和小队；每个小队有一个“记录员”，人多少不同，有的小队有10多人，而有的小队有100多人，那么这个小队的“记录员”，起码也是“连级”干部了。

然而，不管是“班级”还是“连级”，都是同级犯人，任何一个犯人如果随便走出监狱，或在工地擅自离开警戒线，哨兵都可以开枪将其击毙，不需要劝阻和调查。自己感觉是“人民内部矛盾”，子弹可感觉不出来。

袁大夫他们的“领导”——这位“记录员”进来后，不像袁大夫进来时晕头转向，痛心万分，而是一点精神压力都没有，好像从一个单位提拔到另一个单位担任领导工作来了，很负责任。为了减刑，能够提前出狱，彰显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他表现得很积极。

当时有些小报传闻，说毛主席对医生戴口罩给病患诊疗有看法，这位“记录员”活学活用，绝不含糊。他告诉大家：“为了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脱离群众，与病患和群众建立阶级感情，今后做手术都不要戴手套和口罩。”

这道创新性“命令”，大家都知道是很危险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法规都不会允许医生裸手持械做手术的，违法啊！因为感染，不仅威胁着患者，也威胁着医生。专家们知道这是胡闹，可是不敢对抗这位“人民内部矛盾”的“领导”，于是也学着解放思想，推陈出新，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一套抛在脑后，只能接受、照做。

从此，手术都不戴手套，不戴口罩。做完手术后，医生手上的血腥味很大，洗都洗不掉。挨着袁大夫睡的狱友，闻不了他身上的血腥味，尽量离他远远的，从此他的铺位成了“单人床”。

有一个同犯，是从法院进来的，他讲了这样一个案子。南方曾发生一起命案，受害者被肢解。破案时抓回了两个嫌疑人，但是两人都不承认。技术人员发现其中一人身上尤其手上血腥味较浓，认定他就是杀人犯。最后这个嫌疑人不得不交代了杀人经过，并交代了尸体肢解后所藏位置。“我们知道你给患者做手术，有血腥味；如果不知道的话，还以为你是杀人犯呢。”他对袁大夫说。

这位“记录员”，以身作则，带头做手术不戴手套和口罩。一次，有一位髌骨结核患者，“记录员”不知从哪儿捡来一块铝铁片子，做了一个刮骨勺子，给这个髌骨结核患者做刮骨手术，让袁大夫给他做助手。他是腹部外科医生，却不让骨科专家做，亲自裸手做，不戴手套。他用手指探到髌骨的缺损处，探查骨质损伤程度和骨面情况，其勇气让人惊讶！因为结核菌有溶骨作用，溶骨后的骨刺像一根根针尖一样锐利，很容易把手扎破，造成互相感染。

这位“领导”，为了立功减刑，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 “英勇气概”令袁大夫他们刮目相看，瞠目结舌。

虽然手术质量和后果是很让人遗憾的，但由于“记录员”的突出表现，成为改造好的积极分子，在犯人大会上谈自己的改造体会和先进经验。

关于他讲用的标题，袁大夫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是《让封资修的反动学术观念见鬼去吧》，但有些内容还记忆犹新。“记录员”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些草包教授们教育我们手术时医生要戴口罩、戴手套、穿隔离衣，就怕损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身体。现在我们抛弃了他们资产阶级的说教，裸手操作外科手术，同样取得完好效果。这一成果和创举给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记录员”又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不让我们劳动生产，怕把手磨粗糙了影响手指的触觉，手术就会影响效果。实际上我们经常下地劳动，虽然手掌皮肤磨厚了，甚至磨出了老茧，但是我们裸手操作，不戴手套，不穿手术衣，手术更成功，并且与人民贴近了，资产阶级的臭气减少了……

“记录员”在讲台上的反科学报告很“成功”，慷慨陈词，声音洪亮，获得了热烈掌声。当然，鼓掌人也包括那几位被定罪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教授们。不知道他们在鼓掌时，心里都在想什么。反正，在场的所有人都在鼓掌，袁大夫也在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