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莓讲述：我的愚昧和无知害死了母亲

二

母亲的主治医是位从“医大”来实习的小医生，只比我大三四岁，姓张。因为母亲高烧39度多，小张医生让我留个电话，以防母亲病情有“急变”时好通知家属。那时普通百姓家没有电话，我只好把离我家不远的护昌街西头小铺的公用电话号留给他。

安顿好母亲住院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病房，忧心忡忡地回到家中。当天我回家后，感到口干舌燥，什么也不想吃，就一头栽倒在炕上。可我却翻来覆去没有睡意，一夜未眠，心里反复想着母亲的病。我想，如果小张医生夜晚来电话，说明母亲病情有“急变”，那就糟了！小铺老板吴麻子能送信来吗？我又想，母亲不会有事的，她才四十多岁，难道一个牙疼病就会要命吗？说不定明早就退了热，再打两天针就会好了、出院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怀着急切不安的心情一口气跑到医院，看看母亲怎么样了。然而，母亲的情况非常糟糕。当我进入楼门刚踏上第一阶楼梯时，便听到不远处的病房里传来母亲痛苦的呻吟……

母亲的热没有退，牙还在疼，也仍然恶心呕吐。我焦急地等待主治医小张上班来，好向他询问母亲的病情。

八点多钟，小张医生终于来了！他不以为然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只说正在诊断和检验中，着急也没用。我又问他夜班医生是怎么处置的？他支吾半天才说：“我不知道啊！”至此，我开始对这位年轻医生的服务态度和临床经验感到怀疑和担心。

当时正是暑假期间，我本来可以时刻陪伴母亲的。可区里组织小学生“夏令营”活动，每个学校要抽出一名老师带队，我们学校的章校长找到我说：“你是单身汉，没有家庭负担，辛苦一下吧。”就把我安排到“夏令营”当带队老师，负责学生们的安全，哪知母亲突然在这个时候病了！

当母亲躺在病床上痛苦呻吟时，最需要的是亲人的安慰和鼓励，可我每天只打一个照面就匆忙上班去了，病危中的母亲该是多么伤心啊！都说“有病乱投医”，可我却忙得连给母亲“乱投医”的时间都没有！我真是后悔呀！

以后连续数日，母亲还是不退热，病情没有丝毫好转，可小张医生仍然找不到母亲发热的原因。为尽快确诊，他有时一天要让母亲照多次“相片”和“胸透”。那时我国还处于建国初期，经济、文化、科学……特别是医学方面还很落后，检测手段也不高明，没有B超，没有CT，更没有核磁共振……小张医生在“相片”和“胸透”里都查不出病因时，他便盲目地给母亲频频注射抗生素……

我每天早晨去医院时，看见母亲的病情不见好转，且越来越重，我的内心焦急万分。7月29日，也就是母亲住院的第7天早晨，我再一次去医务人员办公室追问小张医生，母亲的病到底能不能治好，也想看一下她的病历。

我大老远就听见小张医生和小刘护士正在闲聊调笑，小刘护士发出的朗朗笑声打破了病房内的寂静，也淹没了母亲微弱的呻吟声。我当时虽然心乱如麻，却立即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小张作为主治医生，不能积极地为重患排除病痛，反而闲聊调笑，这在我国古代医学界是不允许的，是要遭到非议的。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

当我再一次向小张医生询问母亲的病情时，还没等他说话，那个小刘护士就以鄙视的眼光瞧着我说：“ 你懂什么啊？ 告诉你你也不懂。”当然了，我是一个贫穷寒酸的教书匠，衣着外貌不雅，和鲁迅小说里的孙乙己在咸亨酒店站着喝酒吃茴香豆的狼狈相差不多，堂堂的医生和时髦的护士岂能不蔑视我？

在母亲住院的第9天早晨，我又去看她时，她已不能说话。见我来了，母亲用她劳累了大半生的粗糙而冰冷的手拉着我的手，眼泪汩汩地顺着腮边涌流下来！她这是告诉我：“儿子，妈不行了……”

我当时悲痛万分，无比难受，不知如何是好，呆立在那里，像个木头人一样。我没说几句劝慰的话，也没同母亲抱头痛哭一场！我那时咋就那么冷漠？母亲该是多么难受啊！

母亲痛苦地辗转在病床上第12天时，也就是1957年8月3日，主治医生小张匆忙下了“病危通知书”，上写母亲患的是“亚急性淋巴白血病”。

我强忍悲愤，给在北京的大哥发去了“母病速归”的电报。

三

8月5日早，大哥从北京乘火车回到吉林。看到母亲的情形，大哥立即去西大街找到中医师王老先生。大哥央求他去给母亲把脉。当时王老先生在吉林市中医界威望很高，是赫赫有名的专家级老中医。大哥贸然去请他也是出自于对他的信赖，渴望他能妙手回春把母亲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大哥向王老先生说明来意后，被他拒绝了，因为母亲在那家大医院住院，按行业规矩，王老先生不能去。大哥当时挥泪央求他，他仍不答应，最后大哥以佛教的礼节给他跪下了。王老先生信佛，终于被感动，同意去给母亲看一下。

到了那家大医院住院处，许多青年医生也包括母亲的主治医生小张都列队欢迎王老先生，也都主动热情地向他打招呼。王老先生很认真很严肃地为母亲把脉近半个小时，却没给开药方，也没说什么。

当大哥送他到外边时，他才说：“你母亲的病让他们给耽误了，现在已病入膏肓，如果能熬过立秋，你再去找我开药方。”

就在立秋那天，也就是1957年8月8日，我可怜的母亲去世了。

大哥立即卖掉了他在吉林市木器厂工作三年攒下的一台德国造“钻石”牌自行车，给母亲攒了一副在当时已不多见的“三五的料子”（攒料子就是做棺材，三五的料子就是棺材帮为三寸，棺材天为五寸。天就是盖）。从此，这个世界上最疼、最爱我们的人，永远地失去了！

当我们把最后一锹黑土填到母亲坟头上的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巨大的悲痛，放声大哭起来：“妈啊！是我害死了你，儿子不该把你送进那家医院！我对不起你，我有罪啊！”

此时，天空灰暗迷蒙，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老天也为这个只活了49岁、一辈子受苦受累的伟大母亲而哀伤哭泣。

非常滑稽的一幕是，母亲死后，我去医院补交住院费时，发现小张医生不见了，原来他已经“实习完毕”，又返校学习了。医院给他的实习成绩是“优”还是“劣”？我不得而知。当时我们国家的法制尚不健全，还没有“医疗事故”的说法。我明明知道母亲的死是医院的责任，又百般无奈，毫无办法。

后来我经常怀念我可怜的母亲时，总觉得她不应该因为牙疼这个小病就中年早逝，我想不开啊！我针对母亲得病期间的临床表现，到市图书馆翻阅查找了许多西医学、中医学以及微生物学等专业书籍，从中寻求母亲病情恶化的原因。我也专门到省内各大医院咨询了一些专家教授。无论是看书还是咨询专家，得出的一致意见是：“不能排除使用抗生素不当导致血液病变的可能性。”

过量注射抗生素，其后果不堪设想。当临床上长期使用抗生素时，对其敏感的类杆菌、大肠杆菌就会逐渐被杀死，而那些在肠道内原来数量极少对这种抗生素又不敏感的细菌反而大量增殖，成为新的优势菌，取代了原来占优势的类杆菌、大肠杆菌等，造成了菌群失调。此时如果患者机体抵抗力低下，这种代替菌就能引起疾病， 称为菌群失调症。这些简单的医学常识，我当时却一无所知。我真傻、真混，也真是差劲啊！竟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实习医生给母亲频繁地“ 照相”、“ 胸透”，甚至频繁地注射抗生素！竟然会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身体一天天地凋零下去！在那种情况下，我应该当机立断，带母亲转院治疗，为她寻求生存的机会啊！可是我没有，我真是追悔莫及！

当然，根据当时我国医学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医院的管理状况，我母亲之死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一个年轻的实习医生。在那个年代，医院的规章还很不健全，没有现在的“专家会诊”制度。与其说我母亲的死是由于医生治疗不当造成的，不如说是我的投医失误和愚昧无知害死了母亲！直到母亲死后，我才从这个血的教训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什么病应当找西医治、什么病应当找中医治。我母亲的牙病因“火”而起，又因“毒火攻心”而亡，如果当时找中医诊脉， 吃几服汤药，把“毒火”拖出来，母亲定会化险为夷、安然无恙。

可是后悔药无处买，正如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所言：“后悔是一种因为忽视了某件有用的事情而作的自我斥责……”我正是忽视了应该到中医那里去医治母亲牙病这件“有用的事情”，才使我这辈子都在为母亲的死而自我斥责。

 

蓝莓 凤凰时尚情感专栏作家

蓝莓，某报首席编辑，编辑、主持情感栏目十余年。文风质朴，重写实，轻虚构。关注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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