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莓讲述：我欠小兰姑娘一个爱的承诺

一

 1968年初秋，正值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我们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党中央一声令下，我们这些还未毕业的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就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偏远的山村插队落户了，过起了住土房、睡土炕、吃大锅饭的地道的农民生活。

当年，我下乡的地方是吉林省德惠县的一个村。当时正是初秋时节，满山遍野都是即将成熟的庄稼，不久便开始了秋收。那时农村条件还很落后，一切农活全靠人工完成。秋收割地在农村是一项最苦最累的活，要有熟练的技术和技巧，对于我们这些城里孩子来说都是第一次，干起来手忙脚乱，一不小心就会割破皮肉。可我们凭借年轻气盛，都竭尽全力地坚持着，谁也不甘落后。有的女生累得汗水、泪水一起从脸上往下流，还是落后了社员一大截，到收工时都已精疲力尽。

后来有一天割玉米时，我发现我分的几垅前面不时有人替我干了一段。我几次越过没割完的玉米前才发现是于二哥在帮我。他当时是生产组长，也叫“打头的”，他的农活在全生产队是数一数二的。我见到他说了一些感激的话，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们便有了交往。

秋收结束后有一天，他邀我到他家去坐坐。他家在村东头，离我们集体户有半里地左右。来到他家，他父母对我很热情，尤其是他的妹妹于兰，见到我很高兴，忙着打招呼、倒水、拿瓜子。

说起于兰，当时她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我们刚来时她和队干部们忙前忙后地接待过我们。在我的印象中，她的长相和言谈举止和一般的农村姑娘大有不同。后来得知，她父亲是大队的小学教师，她大哥是大队的会计，她的家庭条件在当地来说也是数得着的。我初次到她家，话语不多，只和她父母说了一些家常话。我没有久留，临走时于兰送我到大门外，并邀我常来她家坐坐。我走出很远回头看时，还见于兰站在大门外目送着我……

现在想来，那是柔情温暖的目光。在此后几年的日子里，这样的目光一直在我背后，而自恃有头脑读过书懂得人生和情感的我，却一直迟钝得不当回事，而她，却一直把我放在心底……这是后话。

后来我和于二哥交往多了，我也经常到他家去。每一次去，他的家人对我都格外热情，看得出他们这样都是为了让我和于兰多接触。

就这样，我和于兰逐渐有了交往，尤其是后来我当了生产队的宣传员和记工员，那时大、小队经常开会，讲的都是“学大寨，赶小乡”（小乡是榆树县土桥镇东南部皮信村的一个小屯，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吉林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学大寨、赶小乡”成为当时唱响吉林大地的强音）“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等，有时开完会很晚了，有几次都是我们一起走的，我一直把她送到家。我们交往的机会多了起来。

平时，我也表现出对她的殷勤和关照。虽然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的，但也不是天天能见到。因为男女社员干的活不一样，大多数时候男社员都干些挖土、刨粪、跟车等重一点的活，女社员则干些薅草、点种子踩格子等轻一点的活，一般只有铲地、割地、插秧时才能在一起干活。记得插秧的时候，我是挑苗的，她是插秧的，为了让她少挨累、方便点，我总是尽力把秧苗挑到离她最近的地方，并替她摆一摆。

在我们相处期间，我发现她和我的性格有许多相同之处：话语不多、单纯内向，尤其是她的质朴、直率，更让我愿意接近她。那时农村条件很艰苦，生活很单调，自从和于兰交往后，我在精神上有了一种愉悦和充实。就这样，我们相互间都以诚相待，顺其自然地相处着。有时我们相约在村头，虽然没有那种花前月下、海誓山盟的场景，但也是情投意合，畅所欲言。

那时通讯不方便，没有电话，我们每次约会都不太容易，一般都是她让她弟弟、二哥或别人给我捎口信。比如，我和于二哥等男社员一起干完活，收工的时候，于二哥说：“你今晚有空的话，小兰让你上村头等她……”她更喜欢约我上她家去。农村条件有限，在外面不方便，主要是天黑得早，黑灯瞎火的，不时还有狗叫和蚊虫骚扰，所以有时收工后就去她家待一会儿，唠唠嗑。然后，她送送我，我再送送她，就这么在她家和集体户之间来回走几趟，也算约会了。

随着交往的加深，有时我们也在一起谈论起我们的未来。那时国家号召下乡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有时我们也在一起憧憬着将来那种“我挑水来你浇园”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

记得当时我父母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我戴上的时候曾想过，将来有钱也给于兰买一块表。但这只是我的小心思，没有对于兰说。

那时正值我们青春年少，有时在一起虽有过肢体接触，但在那个年代，加之我们性格内向，从未越过男女间最后的防线。那时候谈恋爱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想说啥说啥，想做啥做啥，我们最亲热的举动也不过是一起坐着的时候拉拉手、靠靠肩，别的就没什么了。她腼腆，我也磨不开。

二

在我们相处期间，集体户的同学和一些村民也知道了我们的事，有些不知情的村民给她提亲，而且条件在当地来说也是比较好的，都被她拒绝了。据她的父母和村民讲，她在这方面还是很挑剔的，是个心高的人。

她的家人对我很好，每次我回城探亲，总会给我带些小米和鸡、鸭蛋等土特产，当然我回来给她家也带些糖果、饼干等小食品，还特意给于兰买过雪花膏和女式袜子等小礼物。但关于我和于兰相处的事，我一直没有告诉我的父母，只说这些东西都是相处关系好的社员送的。但父母后来还是通过我集体户的同学知道了这件事，对我追问后给予了制止，不赞成我继续谈下去。我也表示了接受的态度。

在这期间，于兰和她的家人有几次试探性地打听了关于我的家庭和父母的一些情况，我只是大体上说了一些，尽量回避有关我和于兰的事。他们也没有太多地询问。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和于兰依旧正常地相处着。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和于兰之间的感情也在逐步地发展。有时我身体不舒服或感冒了，她知道后会从家里带来煮鸡蛋、药品等送给我。记得有一次我感冒发烧两天没出工，她知道后来集体户看我，逼我到公社卫生院去打针。我回来后她又邀我到她家去吃饭，我没有去，但她还是从家里带来好吃的送给我。

那时我们集体户里生活很艰苦，每天就是粗茶淡饭。因为我们知青的生活观念很差，不像当地村民那样搞些副业，养些猪、鸡、鸭等，加之勤劳肯干，精打细算，在生活水平上要比我们强得多。记得有一次过端午节，户里同学都回家了，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学。晚饭时于兰的弟弟给我们送来了一盆热气腾腾的饺子，让我和那个同学饱餐一顿，要不然我们依旧吃剩下的清汤粗饭。

农村一天活干下来，浑身造得埋哩咕汰的。有时收工她看我这样，就说：“你这衣服别自己洗了，明天上工捎来或让我弟弟去取，我给你洗吧。”我不好意思总让她洗，只让她洗过一回。那是过春节时，户里的同学回城的不少，我没回去。她来找我，把我的被褥拿回家拆洗了，后来是她妈妈给做上的。

在我们相处期间，于兰对我的表现看得出来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不知怎的，她这样对我，在我心里会有一丝不安的感觉。每当有这样的想法时，我都尽量地抛开它。

我和于兰继续相处的事，我家里父母也没有太多地过问。当然，这件事同学也知道，但没有和我的父母说出实情。后来有一天，于二哥找我，特意说到关于我和于兰的事。不过，他的话语中带着试探性，没有让我太为难的意思。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只说一些我对于兰的印象和看法。于二哥看我的表情也没再多说什么，临走时以诚恳的语气叮嘱我：“婚姻大事，千万要从长计议……”

他最后的几句话虽然不多，但对我触动很大。在以后的交往中，我也察觉到了于兰的表现。她的家人也像我的家人一样，对她的婚姻关心、干涉。虽然这些问题在我们心中不时地想到过，但又有意地回避它。我知道，于兰和她的父母对我有着一个期待，就是我对她的一个承诺、表白，但我始终没有做到。

三

终于有一天，传来了下乡知青招工回城的消息。这个消息在我们知青心中掀起阵阵波澜，这也是我们期盼已久、日思夜想，决定我们人生命运的大事。这本应是让我们高兴的消息，但在我心中却有着一种异样的说不出的感觉，心情很复杂。在那些日子里，我的精神状态和表现于兰都有所察觉，我们在一起时也都避开这个话题。

不久的一天，正式的招工文件下来，下乡知青分批招工回城。在这期间，一个问题在我心中纠结：如果我回城，于兰怎么办？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回城后把于兰接到城里安家；二是放弃招工留在农村。本来第一条路是我的最佳选择，但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家里父母的反对。这也是事出有因的。当时的那个年代，我们国家正处于计划经济的困难时期，城里人一切吃穿、日用品都按人口供应，尤其是口粮、副食，每人限量，生活上只能勉强维持温饱；何况农村户口是落不到城里来的，如果有了子女也没有户口、没有口粮，更谈不上上学、工作了。当然，于兰和她的家人早知道这些情况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被这些事闹得心神不宁。以前没想到有招工的事，如果没有的话，我也就在农村安家了，就会死心塌地和于兰在一起。我想，如果没有招工该多好，可有招工了，城乡差别在那儿明摆着呢，能说不回去吗？

于兰和她的家人见了我，也都和以前不太一样了。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和于兰在一起时，她问了一句：“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她的眼睛直视着我，目光里有着几分忧郁和期待。我避开她的眼睛，望着远处没有回答。当时，我们的眼中都充满了泪水……

善解人意的她没有责备我一句，把悲伤和委屈咽到了自己的肚子里。在深沉的暮色中，我的心里怅然若失。

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知什么原因，我上于家的次数少了，我和于兰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过了不长时间，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接到了招工通知，在那几天我忙着到公社体检、办手续……

在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学和处得较好的社员在队长家喝酒。当时我们几个一想到即将离开这片黑土地，离开相处多年的勤劳、朴实、善良的父老乡亲，都有着一种别样的心情。

那天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了那么多酒，一夜无眠。和我要好的同学知道我的心事，也不好说什么，只是说了一些安慰的话。第二天我们临走时，许多社员来送我们，却没有见到于兰和她的家人。

四                                                                

在我回城上班两三个月以后，于二哥到我单位找过我，说是买化肥顺便看看我，但言谈之间是想探探我的口气。他没有直接提我和于兰的事，只是问我工作怎么样、有没有对象。我说对象的事以后再说吧。他看我没有打听于兰的情况，也就不多提了，只是让我好好工作，有时间去他家串门。我请他吃饭，他说啥也不吃；我又去小卖部给他买了点食品，他也说啥都不要。此后，我们就断了联系。

听后来回城的同学讲，我走后于兰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很少出门。有些人给她提亲，但她都拒绝了。后来，她去了黑龙江的姐姐家，经人介绍嫁给了当地的一个煤矿工人。这个男人比她大好几岁，常常酗酒耍脾气，两人的性格很不相合。不幸的是，她男人后来在一次事故中受了伤并落下残疾，丧失了劳动能力，家庭重担都落到了她的身上。

知道这些我心中一直很不平静。我们分手后她的举动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按她的条件，完全可以在当地找到一个条件好的人家，但她没有这样做。我的离开，在当地给她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她内心的伤害，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没想到，她对我们的爱情，是那样的珍惜和执着。

现在想来，我对我们的关系远没有她那么认真。就是对她印象挺好的，先顺其自然地处处，不主动也不拒绝，没有想到将来一定会怎么样，不敢实实在在地给她一个承诺。就是碰到她这样的性格了，她太当回事了。虽然后来的婚姻之路是她自己走的，但终归是和我分不开的。

说句心里话，过后我很后悔、很自责，这不是给人家耽误了吗？如果与别人同做一件事，商量好了，不能说变就变。你改变，是你重新选择，这就势必构成对别人的侵犯。这在人与人之间是绝对犯忌的，比如说失信、失约，说了不算等。不只是你的人品有问题，而且是侵犯了别人。于兰毅然离开生养她、爱她的亲人，独自前去黑龙江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这一切都与我的善变有关。

曾几何时，我就是她的一切，她希求的一切，她梦想的一切，她不断等待的一切，她不停寄望的一切。我使她的生命充满幸福快乐，从最初到结束。回想起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们相约在河边、树下，我教她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她那脸上，洋溢着甜蜜幸福的笑容。一想到她婚后的处境，我心里不免有些酸楚，我辜负了她的纯真心灵，自责和愧疚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当时对爱情忠贞不渝，我可以放弃回城留在农村，或者回城后把于兰接到城里，无论有什么困难都同甘共苦。过后凭我的直觉，如果她换在我这个位置，肯定能做到对我不抛弃、不放弃，可是我未能做到。虽然我不是那种玩弄感情的人，但不能不说，我对她的爱情就是楼兰式的爱情，它的后面，有一个不愿扎根的灵魂。爱是一朵柔弱的花，需要用真诚去浇灌，用忠贞去养护，可由于我的轻率和自私，给她这个善良、单纯的农村姑娘的心灵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我为我们当年的这段初恋总结了一句话，那就是“负心郎为前程情断义绝，痴情女重情义延误终身”。

如今多少年过去，一直没有她的消息，也不知她生活得怎么样。过去的就过去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既然我们曾经相爱过，这段初恋的美好情感就留在心里吧。生活还将继续，我对我当年的所作所为，除了向她表达歉意，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在心中默默地祝福她幸福快乐。

总结起来，我和于兰的这段初恋，充分诠释了什么叫“世事无常”。如果你到了老年，也许也会像我一样，体会到什么叫“世事无常”。是的，世事无常。有些变化是你无法解释清楚的，这些变化使你们各奔东西，使你们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另一个人，使你们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渴望忘掉那些青涩的日子，忘掉随之而来的一切。隔着遥远的距离———不管这距离是感情上的还是地理上的，你们重新聚首、分享一切的机会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消失。最终，终因时间太久已无法将他（她）唤回。一切都变得那么陌生，记忆就像蒸气一样，在你身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当想起这一切，嘴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味道，淡淡地牵扯着平凡生活里起起伏伏的心情，令你感慨万千，隐隐作痛。

不管是哪个群体，爱情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知青的群体也不例外。老胡的这个故事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生存环境、人际交往、悲欢离合等等。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知青的情爱史也被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有真诚的爱情，也有痛苦的分离，更有无奈的告别；有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有回家的需求……也许，记下这些只是为了使我们不要忘记那个难忘的岁月而已。

 

蓝莓 凤凰时尚情感专栏作家

蓝莓，某报首席编辑，编辑、主持情感栏目十余年。文风质朴，重写实，轻虚构。关注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

蓝莓邮箱：liuli211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