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莓讲述：一张呼救条

第一章

“文革”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它不仅仅给亲身经历的人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也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留下了多方面的沉痛教训。

1966年，由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举国上下轰轰烈烈的“文革”烈火烧起来了，群众的派性斗争步步升级，最后发展到大搞武斗，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从1968年1月份开始，我（当时在某师炮兵团任团长）所在的部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离开营房投入到这场群众运动中。我被任命为辽宁省阜新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

对公安机关实行军管，是全国统一的。阜新是煤炭工业基地，它的稳定与否，将对辽宁的工业产生直接的影响。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查和了解，我发现公安队伍还是很纯洁的，同部队没有什么区别，除个别老同志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之外，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翻身参加革命的工农干部，年轻干警也都是工农子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造反派虽然夺去了他们的职权，靠边站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撂挑子，躺下不干的，而是积极主动地协助军代表，当好参谋。

在生活待遇方面和部队比差距也很大，一天只有一顿细粮，还是定量的，其余全是玉米面窝窝头，白菜土豆汤，可他们没有什么怨言。公安机关只有一台破旧的“嘎斯67”吉普车，这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出现场时才能动用。而且，他们在本职工作和公安业务上，都有一套经验，为维护地方治安，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所以，我在工作中紧紧依靠公、检、法的老干警，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有一天，办公会议结束时，一位干警递给我一张条子。这张条子是从罐头上揭下的商标，在商标的背面写着：

“权主任，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无辜的，快来救救我吧，不然过不了两天就要被打死了。”

我拿着这沉甸甸的条子，在公安干警中进行了调查了解，得知他叫王荣生，是平安矿的保卫干部。干警们对他比较了解，的确是个好人，可现在却被群专组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进行刑讯，但是谁也不敢去处理。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难道就这样让他们把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好干部活活打死？！

我当时的心情非常沉重和复杂，决定亲自过问此事。第二天我就带人到他家进行探望。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看到了他的老母亲和妻子。当她们得知我是专为王荣生的事而来时，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让我救救王荣生。

我向她们表示：“请你们放心，王荣生死不了。”说完这句话我们就直奔王荣生被关押的地方，那是矿区里的一栋楼房。

在楼房里设监牢，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只见这里关押了20多人，并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见此情景，我心中非常难过，也非常同情，我立刻叫出群专组负责人，问道：“王荣生在不在？”

    他说：“在。”

我又问：“你们这样搞刑讯逼供，若是出了事，打死人了我就找你们算账。我命令你们马上对受伤的人进行治疗。”

群专组负责人见我来势汹汹，也不敢说什么，只是连声说：“是、是。”

我看他这个样子就告诉他说，我是公检法军管会主任。说完，我极其愤怒地查看了被关押的人员之后离开了这里。

在平安矿目睹了这一情况之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以前只知道有非正常死亡情况出现，但却不了解非正常死亡的具体原因。王荣生的一张求救条子给我引路，使我深入基层，发现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只有平安矿存在，其他矿区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带着这些疑团，在返回的路上我又连续检查了七八个大小单位，其情况同平安矿基本一致。

每到一个单位，我先问群专组织负责人，你们随便抓人有何证据，搞刑讯逼供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有的还说是根据群众的检举，我说那也不行，检举不等于有证据，更不能作为你们随便抓人的借口。抓人是公检法的事，你们根本没有权力抓人。

过了几天，听说市食品公司关押的人更多，其中还有我的老战友李玉明。他由我们团转业到阜新食品公司担任领导职务，还是我任营长时的副营长，怎么把他当成特务抓起来被关押受折磨呢？

干警们说，这个单位也是突出典型，是全市出了名的单位，抓的人多，逼供信搞得凶（所谓逼供信就是审讯人员对被审人施用肉刑、变相肉刑或其他威胁手段逼取口供，一有招供即信以为真，据以定案）。愤怒和良知，使我要去捅捅这个马蜂窝。

我便问负责人：“李玉明抓了没有？”他说：“抓了。”我又问：“他是什么特务？”负责人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我说：“他的问题我比你们还清楚。他从小当兵，前几年才转业，你们为什么要抓住他不放？赶快放了。其他人也是，抓他们都有什么证据？再搞肉刑出了问题找你们是问。

我对几天来所见所闻进行了分析，觉得这些个群专组织，如此下去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迫切需要向他们交代政策。经过向上级请示之后我召开了一次全市各级革委会和群专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大会。与会代表数百人，在这个大会上我着重指出，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随便抓人且还搞逼供信，搞肉刑等。我还读了一段毛主席关于“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强调只有政府司法机关才有逮捕犯人的权力等。

第二章

不久，这里又出现了新情况。据统计数字，群专组关押人员有增无减，且越来越多，说抓起来的人都是地下“反共救国军”。

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市为此被关押的已有数千人，不论大小单位都有，并已牵连到外省的几个县，真是触目惊心。

根据资料查证，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我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开进东北时，在阜新一带盘踞着很多国民党“地下军”，在阜新市内有一千多人，都是乌合之众，没有战斗力，我军进城后一律缴械投降了。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屡次的政治运动中尚未发现什么地下“反共救国军”，怎么现在一下子都冒出来了呢？

对此，我反复思考，几天来我的心情急躁，晚间也睡不着觉，深感问题很严重。于是，我决心带几个人去搞调查摸底，查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时候，一些领导、军代表、群专组织觉得战果辉煌，层层往上报功；而一些群众却战战兢兢，因为不知在什么时候，也许一夜之间就把你抓走。

我们经过一周时间调查了七八个单位，查问以地下“反共救国军”的罪名关押人的单位领导以及群专组织 “有何证据”。他们都说证据是外单位给提供的成员名单，再加本人的供认一字不差，全是自己说出来的。

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都没有机会串联或集会，怎么会一字不差地在自己的口供中承认是地下“反共救国军”呢？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开始顺藤摸瓜，一个接一个地按着提供单位的顺序进行了调查核实，终于找到了原始提供的单位。

这是一个街道办的福利厂，是在这个厂的一位盲人口供中咬出来的，并扩散到全市以及外省的个别县市。我找到了盲人本人进行了核实，本人也承认自己是“反共救国军”。我们向他介绍是公检法来的我是主任，耐心地对他作了思想工作，让他说真话，不然后果严重。

他终于说出了真话。他说：“我是盲人，在‘文革’前给人算过命，搞一些封建迷信活动，挨过批斗。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中又把我抓来，问我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我说没有，他们不信，就打我。我挨打受不了了就随便说出自己是‘反共救国军’。后来又逼问组织成员、头头儿是谁。我想了半天，想起了在阜新有个出了名的国民党反动派头头儿陆玉孝，这样才过关了不挨打了……”

原来，那些单位都是通过逼供信，一牵十、十牵百地扩散。如问到参加过什么组织，回答共产党或青年团，就会认为不老实，什么时候本人口供中一字不差地说出“反共救国军”，才能免刑。

通过调查核实，真相大白，想到能解救无辜群众，感到格外高兴。事不宜迟，我正在着急的时候，遇上全市军代表会议。会议是由师政治部召集的，师里李副政委参加了会议。我向他请示，会议最后给我留下五分钟时间，我有一件重要的关押无辜群众的事要向大家通报。经他同意之后，我向大家宣布：目前全市各单位关押的所谓地下“反共救国军”是彻头彻尾的一件冤案，是逼供信的产物。这是我经一周时间，进行了充分的调查核实之后的结论，如你们不服可以拿出证据来，也可以推翻我的结论。这时，大家都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我又提议各单位应立即释放被关押人员，做好善后工作。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散会之后，有一位师政治部副主任对我说：“听说你去过平安矿，那里的军代表对你有反映，说你不支持他们的工作。”

我知道他指的是我曾干预王荣生的事，顿时火冒三丈，当面驳斥他说：“平安矿的所作所为是严重错误，反而反映到师里，真是岂有此理？我看主要责任在军代表。”而平安矿的军代表，当时就在现场，他不会听不清我说的话、看不到我的愤怒表情的。

岁月如流，转眼之间，31年过去。1999年4月5日，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应战友们的邀请，我从长春去百里煤城阜新市旧地重游，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原阜新市公安局局长刘殿选同志主持聚餐，他首先站起来代表大家说：“我们欢迎权主任，阜新市720名公安干警在您的领导下，没有死伤一人，我们不会忘记您！”一句话说得大家热泪盈眶，我们拥抱在一起久久没有松开。

大家情真意切，共忆往昔，心心相印，仿佛又回到了31年前的艰难岁月。我想起当年的一幕幕揪心场面，想到同“四人帮”的路线斗争的情景，感到青春无悔，一生无憾。

好多老战士接二连三地来我所住的西山宾馆探访。看望我的还有王荣生一家人。王荣生就是当年向我求救的同志。王荣生一家谈起往事，都流着热泪，这次见面也是格外高兴。他被解救之后曾经给我来过信，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但当时因边防形势紧张（1968年9月初，我接到命令，调我去延边工作），我收到好多人的信之后没有给他们回信，时间长了连名字都忘了。他们落实政策之后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现在生活得都很幸福。 

 

 

蓝莓 凤凰时尚情感专栏作家

蓝莓，某报首席编辑，编辑、主持情感栏目十余年。文风质朴，重写实，轻虚构。关注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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