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张晓刚大家庭系列之六
一声闷雷过后,大雨滂沱,泥石流肆虐。中国当代艺术的运气十分糟糕,买家离场,市场萧条,哀歌四起。而那第一声肇事的闷雷,发作时间在2007年的年底,地点美国,人们管它叫金融风暴。
中国当代艺术如今像一个徘徊在市场上的幽灵,并凄厉地高喊:“崩溃啦,崩溃啦!”
当代艺术跌倒于“流感综合症”
果真如此否?我们从拍卖市场的角度来观察:与去年同期相比,香港的苏富比、佳士得春季拍卖的中国当代艺术,成交额大幅衰退,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中国大陆的各家拍卖公司更是力不从心,从发表的成交额看似乎还有70%,但是这种结果已经普遍受到质疑:“真正的成交额有无三成?都令人怀疑!”
我们再从艺术画廊的角度观察:所谓“后八九”艺术家的作品,乏人问津;“7080”艺术家的作品更惨,很少有顾客正眼去端详。
甚至,连这些画廊自己也泥菩萨过河,以北京为例子,798、王四营、宋庄等经营中国当代艺术的营区,不少画廊已经关门大吉。
灵活一点的人,如798韩国artcenter馆长是年青貌美的韩国美女张英伊,她已经把美术馆一楼改成了咖啡店,而楼上空间举办公关活动场所——举办类似手机发表、时尚秀等。
中国当代艺术标志性人物的作品命运又是如何呢?
我的切身经历似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今年6月,北京著名收藏家高捷先生问我,“张晓刚的一幅‘大家庭系列’,宽3米,高近2米,是张晓刚的典型风格,你觉得值多少钱?”我的回答是:“假如是在2007年的春拍,地点在美国纽约,那么我相信它至少可以拍到1000万;而同期在北京,它起码可以拍到700万。而在今天——”我呵呵笑,没有回答。
高捷揭开了答案:“这张画是我朋友收藏的,他现在开价是300万,如果孙兄想要的话,我估计价格还能够更低!”
就是这位高捷先生,曾经以70多万购买了一幅曾梵志的“面具”作品,本想着自己长期收藏着玩。不料被某艺术经纪人相中,反复来商洽。为了吓阻人,高捷随口开价500万,岂料真的成交了。照现在的行情看,高捷是最理智的卖家!
台湾的艺评人刘太乃先生说得比我更狠:“曾经1000万人民币的拍品,跌至100万人民币,只剩下十分之一,依然没有人敢进场承接!”(引自刘太乃:《市场复苏还得等三年……》发表时间2009年8月)
或许有人不以为然,举例说,2009年6月25日伦敦苏富比“当代艺术夜拍”上张晓刚的作品以43万英镑成交的事实。我注意到了这个资讯,而且我也看到了亚洲当代艺术家作品的流拍。我的看法是,在这个时刻购买张晓刚的作品,藏家的背景不会很简单,或许是出于“屁股决定大脑”的立场。当然,此个案也无法扭转中国当代艺术在整个市场上的黑色命运。
中国当代艺术的崩盘,罪魁祸首是美国引发的金融风暴。这个结论显然是可笑的,因为在金融风暴爆发之前,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明显暴露出它的市场颓势。
艺术市场的好坏,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参与的人数和客户的质量。在短短的几年之间,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行情像过山车一样忽然辉煌、然后急速滑落冰点的现象,是多种原因导致的结果。我的观点是,它如同甲型H1N1流感一样,流感病毒不是致命的,而致命的是流感综合病症。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
问题是“胎里毛病”
中国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一个含糊的概念,至今争论不休。这说明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我国的艺术理论明显缺位,或者说影响式微。我曾经有意去询问一些已经收藏了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所谓收藏家,他们对于当代艺术的理解甚至把时间概念和种类概念混为一谈。换句话说,他们收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不是因为喜爱,也不在乎艺术的价值,完全是出于市场投机的需要。而投机艺术市场,必须是跟风,做短波投资。
著名收藏家唐炬先生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名称愤愤不平。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排除了中国传统书画的当代艺术。唐炬说:“中国当代艺术的名称,侵占了不属于它的地盘。”
事实上,国际上对当代(con-temporary)艺术的界定,一般是指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艺术,而现代(modern)艺术的概念则主要是指1945年之前至印象派的艺术。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概念与此相去甚远。因为从中国当代艺术的产生到今天,不过区区近30年的光景。而以目前的中国当代艺术,鲜有创新,大多是套用了西方已经过时的艺术理念,不加消化地“生吞活剥”而已。所以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问题,大多数国内收藏家目前只是到了观望和思考的阶段。
以标榜“颠覆”和“否定”为“革命大旗”的中国当代艺术,有人提出“在中国特定的文化政治语境状态中,必须首先发展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抗拒意识,才能成为当代艺术家。”(廖邦铭:《拒绝官方主义是中国当代艺术唯一的出路》)——也就是说,必须有“抗拒意识”,才能成为当代艺术家。难道揭露不行吗?难道反思不行吗?难道批判不行吗?
抗拒,就是对抗和拒绝,就是选择对立的立场。那么,它要抗拒谁呢?不言而喻。
这种鲁莽而不切实际的观点,不可能受到中国社会主流观念的尊重和欢迎。因为只要稍有中国历史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国人民过上了好日子。人们渴望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厌恶类似“颠覆”、“否定”和“大革命”之类的话语和思想。中国渴望的是建设,而非“颠覆”、“流血”,哪怕以艺术的名义。
更有甚者,北京宋庄的某当代画家,其下流而缺乏理性光芒的作品,或许会迎合某些西方反华势力的口味,但只会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唾弃和鄙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代艺术都毫无意义,甚至有些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已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承认,但是,更加海量的像垃圾一样的所谓当代作品淹没了它们的光芒,给人造成负面的印象已经吞噬了优秀作品所取得的成绩。中央美院副院长徐冰承认,“当代艺术有点无聊”。以崭新绘画语言而崭露头角的画家刘小东教授也说,“当代这个词令我作呕!”而徐冰和刘小东,也都属于中国当代艺术家。
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一方面是虎视眈眈、摇尾乞怜地希望市场的垂爱;一方面是鲁莽而遭人唾弃的表现,成为今天的现实。
中国当代艺术一度红火与今天衰落的现实,其中也反映了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只有拥有更多观众尊重和喜爱的作品,才会受到市场的追捧。
所以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问题,第一是“胎里毛病”。
当代艺术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当中国当代艺术已具规模时,我国的艺术理论家们显得手足无措。有些人试图有所作为,遗憾的是依旧学着洋腔洋调,很少能够给热爱艺术的人们以实际的指导。更多的所谓评论家,不向媒体或出版社要稿费,反尔向画家索要,这自然就沦为了画家的“御笔”。
中国没有构建起自己的理论,说话自然就没有了底气。
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中国当代艺术没有“话语权”,自然也就丧失了“话语权”中最核心的力量“定价权”。
在国内市场上,一些人也是在看着外国的风向标,甘心做个跟屁虫。
记得在2002年以后,每到三月的某个夜晚,当代艺术画家们和国内的艺术品经纪人几乎无法入眠。因为时差的关系,我和他们一起在等待纽约拍卖会的结果。那些被西方人选中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每次被推高价位,都会赢得我们阵阵欢呼——身在拍卖现场的人会打来越洋电话,把成交的消息告诉我们。
所有人都很高兴,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
可是,当大家被各种消息搞得云山雾罩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去考虑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权”和“定价权”这个重要问题。
这个权利究竟是掌握在谁的手中?
也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西方人选择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一旦刮起了金融风暴,中国人立即会发现没有来得及掌握“话语权”和“定价权”的痛苦与无奈。
西方人在这几年里已经榨干了四大天王们的市场油水,如今自己也深陷入了经济的泥潭之中,在这种泥菩萨过河的紧急关头,他们怎么会来关心和保护中国的当代艺术?中国人自己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收藏信念,还没有培养和建立起自己的收藏队伍,中国的当代艺术怎么会不崩溃呢!这就出现了刘太乃先生所描述的状况:“曾经1000万人民币的拍品,跌至100万人民币,只剩下十分之一,依然没有人敢进场承接!”
所以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问题,第二是“话语权”和“定价权”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恶性炒作
北京的艺术品市场火暴之后,开始聚集了外国的收藏家。我遇见多位境外的收藏家,看完拍卖会后拨浪鼓似地摇头对我说:“你们的拍卖会,我们真的看不懂”——原因就是市场的恶性炒做。
其实原因很简单:画家开始攀比:你的作品今天卖50万,我的作品明天必须卖100万!
然后场下约定:你在场上买我一张,我在场下再送你一张!
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主动去与画家“合作”,声嘶力竭地吹牛皮。于是,牛在天上飞,满地是大师。
还有那些五花八门、没有刊号、或者是胡乱编个香港刊号的杂志,印刷出来的目的是给画家专门送人用的……事实上,这样的杂志根本就没有市场,也毫不可信。
特别让人抖鸡皮疙瘩的是,有些人在私下制造所谓的“市场排行榜”,只要掏钱的画家,就会把他的价格吹捧上天去。
那些拍卖公司呢?才不管这里面的猫腻,只要收到了佣金,在他们看来就是真实的成交。
这样的恶性炒作相信许多业内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包括那些挂在雅昌艺术网上的成交记录,有些是不真实的。
但是,它似乎却催生了看上去很美的艺术品市场繁荣景象。
当然,市场的恶性炒作现象,不仅仅是发生在当代艺术作品的市场里。
如此这般地“创造”辉煌奇迹,一旦风暴袭来,一个个记录就被吹得稀里哗啦,暴露出皇帝的新衣。害羞的人一定会为此感到尴尬,可是这样的人我见过的确实不多。
所以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问题,第三是市场的恶性炒作的结果。
艺术家的批量生产问题
在艺术圈里有个现象,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喜欢“挑选”自己的学生。实际上,有些学生就是他们的“枪手”。学生模仿老师的风格,然后老师做些局部的修改,签了自己的名字,就等同于老师的作品,而且,收藏家根本不知道是学生代笔的。
老师的作品就这样一下子多了起来的同时,老师的画室也类似于做酱菜的生产作坊。
在某个公开场合,我曾经请教当代观念摄影家王庆松先生。
我说:“底片在摄影家的手上,收藏家们怎么样才能确保作品的数量只有艺术家所签售的那些呢?而且,如果艺术家愿意的话,他可以在这个尺寸上做一百张,等到市场好了,作品销售完了,又可以在另一个尺寸上再做一百张。这样一来,作品数量的增多,等于在稀释作品的市场价值。”
他回答:“只能靠艺术家自己的约束和道德力量!”
我们谴责那些作伪者侵犯艺术家的知识产权,骂他们就像盗贼一样,可是,艺术家批量生产的问题,是否也侵害了收藏家的利益呢?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人关心。
看上去,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所以只要艺术家一红,市场一火,作品的销售没有问题。
但是,像台湾苗丰联先生那样的收藏家毕竟是极少数。他是台湾联华神通集团创办人苗育秀的公子。他在十多年前购买了岳敏君、方力均的作品,购买的理由是因为岳敏君张着大嘴笑、方力均的光头让他“好开心”。他还把季大纯的作品挂在厕所里,认为是“至高的荣誉”。他才是真正的艺术玩家!
相对于爱好与收藏中国字画、瓷器和写实油画的人来说,上手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藏家毕竟是少数,而且目前中国大多数的收藏家,还不是真正的收藏家,他们收藏的目的就是为了投资,为了赚钱——这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因为市场就是人们赚钱的地方。
作品不少,藏家却很少,这是现实的收藏格局。他们一旦发现了某些艺术家的批量生产问题,就会犹豫不决,即使在艺术品市场低谷的时候也一样。而一旦看见市场的风吹草动,这些人的收藏意愿并不坚决,简直是望风而逃,生怕被套住。
所以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问题,第四是艺术家作品的批量生产问题。
……
在这些因素(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收藏家本身的质量问题;中国中产阶级队伍扩大的问题等,都与这个市场有直接的联系!)悄悄累加在一起的时候,正好遭遇到金融风暴,于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悲歌逐渐嘹亮了起来。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
|
共有评论0条 点击查看 | ||
编辑:
孟欢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