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最高境界是病态美？

Gene Lemuel《Kate Moss》，明胶银印，21.8×33cm，1988年

曾有人说，审美境界分为四个层次，由下至上分别为艳俗美、含蓄美、矫情美、病态美。而在大多数人看来，病态美宛如高岭之花，散发着“不可亵玩”的疏远气质。这种孱弱、瘦削的美态究竟美在何处？它又将如何在东西文化语境中散发魅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方世界，可谓是模特的黄金年代。在当时，身材高大、自信性感的美丽大行其道。而凯特·摩丝（Kate Moss）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西方审美新纪元——病态美。

凯特·莫丝（Kate Moss），Photo by Mario Sorrenti © Mario Sorrenti Phaidon

当时年仅14岁的凯特·摩丝身高不足一米七，骨瘦嶙峋且长满雀斑。但是，她却时刻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抓人”魅力。甚至在出道伊始，便与美国著名品牌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签订了价值400万美元的广告合约。

凯特·莫丝（Kate Moss），Photo by Mario Sorrenti © Mario Sorrenti Phaidon

此后，她甚至凭借自身的倾颓气质，在“花无百日红”的时尚界“屹立”了20余年，如今已然成为影响世界的时尚偶像。而对于中国文化来说，病态美其实更像一种隐性的文化基因，深刻存在于传统艺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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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仕女图的病态呈现 」

吕彤《蕉荫读书图》，纸本设色，清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处处可见病态美的身影。例如李清照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亦或是《红楼梦》中曹雪芹对于林黛玉的形象刻画，它们的共同点都在于突出人物瘦弱、阴柔的特征。

唐寅《李端端图》，绢本设色，122.7×57.3cm，明

与唐人以胖为美不同，明清画家在仕女图中创作了大量清秀单薄的女性形象。原因之一便是其逐渐摆脱了“统治阶级专属”的头衔，绘画对象从对宫廷贵妇的单一刻画拓展为描绘庶女、村姑的日常生活。

闵贞《纨扇仕女图》，纸本笔墨，113.8×45.9cm，清

但是，文人画家为何会在明清时期以仕女图的形式，将“柔弱风”和“病态美”推选为主流审美呢？这其实与当年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

王素《梧桐仕女图》，纸本设色，134.6×30.9cm，清

明清时期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尾声，保守思想对于女性的迫害尤为严重。因为在“三从四德”的纲常伦理与封建道德捍卫者的双重挤压下，女性不得不按照男性的标准重新塑造自己。此外，加之在经济权力上的完全失语，导致其彻底沦为男性的附庸，终其一生地扮演着“物”的角色。

倪田《钟馗仕女图》，纸本设色，清

除女性外，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也同时“阉割”着男性文人的文化取向，这使得他们无论在行为还是在心理上都逐渐向阴柔化靠拢，明清时的话本小说便是这一观点的最好例证。所以，这群在当时掌握着审美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便将社会给予的精神压力变相地转嫁至女性群体。

陈枚《月曼清游图》（部分），37×31.8cm×12，清

另一方面，女性经过社会长时间的塑造，已然渐渐接受了文人士大夫对其“理想人格”的设计蓝图，并将各种病态特征作为“斩男”的利器，乐此不疲地装扮着自己。

《雍正十二美人图》（消夏赏蝶），绢本设色，184×98cm×12，清

《雍正十二美人图》（博古幽思），绢本设色，184×98cm×12，清

而当时的仕女图则恰好是此种接近病态的“给予与接受”的直接反映，在画面中具体呈现为女性颔首低眉、顾盼生姿之态。而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则更为血腥——削肩束腰、三寸金莲。

唐寅《秋风纨扇图》，纸本水墨 ，77.1×39.3cm，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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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仕女图的审美特点 」

当我们以开阔的眼光观赏明清仕女图时，便会被画中精美的女性形象所感化。因与前朝“成教化，助人沦”的画作不同，此时仕女图中的女性更为柔软，也美得更加纯粹。

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纸本设色，100.8×35.6cm，明

此外，画家对女性美态的刻画也更为细致，具体分为外在美与内在美两方面。其中，外在美指的是女子的妆容、仪态、服饰；而内在美则直接体现为女性的修养与才情——读书写字、抚琴作画等。

张路《吹箫女仙图》，绢本墨笔，141.3×91.8cm，明

康涛《三娘子图》，绢本设色，清

而且，画家们为了展现自己的高雅气质，通常会在画作中填以“四君子”形象，以达成一举两得的效果。另一方面来说，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显著提高，而这一点迫使人们加强了对精神富足的追求。

唐寅《王蜀宫妓图》，绢本设色，124.7×63.6cm，明

仇英《修竹仕女图》，绢本设色，88.3×62.2cm，明

正如前文所说，此时的文人大多离开宫廷，投入了市井。因此，在仕女图中的人物形象都极度贴近生活，并得到了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所以，明清仕女图既反映了文人士大夫高雅的情趣追求，也将民俗风情融合得天衣无缝。

崔子忠《云中玉女图》，纸本设色，169×52.9cm，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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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态美的推动者——费丹旭 」

当我们对明清仕女图有了初步了解，此时不妨具体赏析一下清代著名文人画家——“病态美的推动者”费丹旭的作品，并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探析更加立体的绘画故事。

费丹旭《十二金钗图》之“元春才选凤藻宫”，清

费丹旭《十二金钗图》之“黛玉葬花”，清

费丹旭身为清朝时期仕女画创作的代表人物，自幼天资聪颖。但是，如今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其中，有些人将他定义为“具有支配力量”的文人画家，而另一些人却认为他的作品“品格不高”。

康涛《唐夫人事姑图》，纸本设色，清

不过总得来说，费丹旭的仕女图笔调松秀、构图精简、意境淡雅，并且在之后的数百年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若要用两个字概括费丹旭的一生那绝对是“旅”和“游”。出生于乌程（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的他起初居住于上海，随后在苏、杭两地辗转留寓，并在当地结识了很多好友。

费丹旭《人比梅花瘦》，纸本设色，清

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两座花园般的城市为费丹旭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极大影响。据古书记载，苏州城内外共有园林建筑两百多处，且每一幢都非常精美，极具特色。

费丹旭《杏下笛鸣图》，纸本设色，清

而杭州对于费丹旭来说，则是旅居时间最久的城市，其地位甚至称得上是他的第二故乡。所以，费丹旭便从生活取材，将两座城市的特色建筑与风土人情融入创作之中。

康涛《华清出浴图》，绢本设色，120×66cm，清

此外，其作品的特点也正如上文所述，既体现了自身的高雅意趣，也不忘贴合市井尘俗。而且，作为“病态美的推动者”，费丹旭图中的每位仕女都好似垂风折柳，倚盼之姿甚是惹人怜爱。

费丹旭《月下吹箫图》，纸本设色，136×56cm，清

值得一提的是，费丹旭还以一己之名创立了“费派”，并将自己对于仕女图的心得传承至更多艺术家。由此，其画面中身姿娇弱柔软、面容清秀俊美的“病态美人”便都“走了出去”，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美学风貌。

费丹旭《十二金钗图》之“熙凤踏雪”，清

费丹旭《十二金钗图》之“妙玉品茶”，清

不仅如此，费丹旭作为清朝末期的仕女图大师，其风格甚至影响了近代绘画名家齐白石。尤其是他在青年时代所作的仕女图，画面中的人物无论在造型还是技法，各方面都与“费派”风格极为贴近，并被民众亲切地称为“齐美人”。

《雍正十二美人图》（裘装对镜），绢本设色，184×98cm×12，清

而且，“费派”的很多绘画理念还对后世的民间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譬如其笔下的仕女形象，就经常出现在民间年画及陶瓷作品中，这更加促使身怀“病态美”气质的仕女们走向民间、走向大众。

费丹旭《探梅仕女图》，绢本设色，137×33cm，清

总之，纵观古今中外，“病态美”都凭借其强大的魅力博取了无数人追随的目光。时至今日，它甚至已然转型为一种独特的美学风尚，在接连塑造了多个人文景观后，持续刺激着观众的美学神经。

[监制/齐超]

[编辑、文/赵子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