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兵59岁，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名张铁夫，1966年自己改名张红兵。
1970年，不满17岁的他将亲生母亲的“反革命言行”写了封检举信，连同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宿舍的门缝里。两个月后，他的母亲在公判大会现场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43年后的今天，他接受境内外各种媒体的采访，公开忏悔、道歉。
1、我写了一封检举母亲的信
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夜晚，我们家人在一块辩论‘文化大革命’，母亲说：‘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作为毛泽东的忠实红卫兵，我立即投入了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个时候我父亲张月升说：‘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你就是敌人，我们斗争你！你把你刚放的毒，全部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以后，父亲就拿着这张纸，出了家门，他没有告诉我出去干什么，我意识到：父亲可能去县有关部门报案。”
当时听到母亲说这样的话，我非常震惊。“在我的印象中，一贯紧跟党走、工作积极、待人亲切的母亲竟能说出这些话！顿时，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她不是我的母亲，而是一个张着血盆大口、青面獠牙的阶级敌人！
在我的脑海里、融化到我的血液中、落实到我的行动上的是红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种条件反射。
我担心父亲没有真的去报案，作为毛泽东的一名忠实的红卫兵，为了证明自己在与母亲这个‘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我马上写了封检举信，当晚就把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和我家同住县卫生科大院的军代表宿舍的门缝里。
2、亲眼看见母亲被批斗
在母亲将我们孩子住的东屋门头上的一张毛泽东画像、她和父亲住的西头卧室里墙上的一张毛泽东画像、镜框里的一张《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等焚烧后，父亲和县公检法军管组负责人、军代表张排长等人进入卧室，对着我母亲的腿就踹了一脚，她一下就跪地了，然后就像捆粽子一样，用带来的绳子把她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捆人，现在都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的声音，我的心一阵紧缩。
我的头‘轰’的一声，似乎像爆炸、被掏空，整个身体也仿佛不是自己的。这是我生来第一次从来没有过的极其奇特、极端痛苦、无法忍受的感觉。我的这种痛苦持续了一个月左右，是最糟糕、最令我无法承受、甚至想去死的感觉。
4月11日，是宣判的日子。看母亲跪在台上，一个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男军人揪住她的头发，把她的脑袋硬往下按——要她向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但是，按着她的手一松，她的脖子一拧，立刻就昂起头。
宣判结束，她被人拖上停在主席台旁边的解放牌大卡车车厢时，掉下了一只脚上穿着的黑色平跟带襻皮鞋。
3、母亲的离开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
我在此案发生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当晚父亲离家外出时，并未直接告诉我说他出去报案。当时，我怀疑父亲不是真的去报案，于是自己写了检举信。如果当时父亲坚持不报案，按照我的坚决态度，极有可能将父亲、母亲一起告发，父亲就会因‘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罪名被抓，父亲、母亲将会一道被审判。
我还要向父亲道歉，因我的告发使他失去妻子，‘文革’中我还贴过父亲大字报，作为儿子的我不应当这样做。
在母亲方忠谋被执行死刑后不久，自己和弟弟就被下放到当地农村劳动。当时根红苗正的人或是进了工厂，或是升学，或是进部队当兵，我们作为‘黑五类’子女，又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能去农村。
父亲自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之后，一直是正科级干部。但在母亲的冤案发生后，他离开固镇县卫生科调动到五河县商业局工作，行政职务从科级变成了副科级，就是降级使用，直到他退休。受母亲冤案株连，我的小姨母方佩兰、舅父方梅开都下放农村劳动，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
张红兵59岁，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名张铁夫，1966年自己改名张红兵。
1970年，不满17岁的他将亲生母亲的“反革命言行”写了封检举信，连同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宿舍的门缝里。两个月后，他的母亲在公判大会现场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43年后的今天，他接受境内外各种媒体的采访，公开忏悔、道歉。
1、我写了一封检举母亲的信
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夜晚，我们家人在一块辩论‘文化大革命’，母亲说：‘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作为毛泽东的忠实红卫兵，我立即投入了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个时候我父亲张月升说：‘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你就是敌人，我们斗争你！你把你刚放的毒，全部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以后，父亲就拿着这张纸，出了家门，他没有告诉我出去干什么，我意识到：父亲可能去县有关部门报案。”
当时听到母亲说这样的话，我非常震惊。“在我的印象中，一贯紧跟党走、工作积极、待人亲切的母亲竟能说出这些话！顿时，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她不是我的母亲，而是一个张着血盆大口、青面獠牙的阶级敌人！
在我的脑海里、融化到我的血液中、落实到我的行动上的是红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种条件反射。
我担心父亲没有真的去报案，作为毛泽东的一名忠实的红卫兵，为了证明自己在与母亲这个‘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我马上写了封检举信，当晚就把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和我家同住县卫生科大院的军代表宿舍的门缝里。
2、亲眼看见母亲被批斗
在母亲将我们孩子住的东屋门头上的一张毛泽东画像、她和父亲住的西头卧室里墙上的一张毛泽东画像、镜框里的一张《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等焚烧后，父亲和县公检法军管组负责人、军代表张排长等人进入卧室，对着我母亲的腿就踹了一脚，她一下就跪地了，然后就像捆粽子一样，用带来的绳子把她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捆人，现在都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的声音，我的心一阵紧缩。
我的头‘轰’的一声，似乎像爆炸、被掏空，整个身体也仿佛不是自己的。这是我生来第一次从来没有过的极其奇特、极端痛苦、无法忍受的感觉。我的这种痛苦持续了一个月左右，是最糟糕、最令我无法承受、甚至想去死的感觉。
4月11日，是宣判的日子。看母亲跪在台上，一个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男军人揪住她的头发，把她的脑袋硬往下按——要她向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但是，按着她的手一松，她的脖子一拧，立刻就昂起头。
宣判结束，她被人拖上停在主席台旁边的解放牌大卡车车厢时，掉下了一只脚上穿着的黑色平跟带襻皮鞋。
3、母亲的离开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
我在此案发生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当晚父亲离家外出时，并未直接告诉我说他出去报案。当时，我怀疑父亲不是真的去报案，于是自己写了检举信。如果当时父亲坚持不报案，按照我的坚决态度，极有可能将父亲、母亲一起告发，父亲就会因‘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罪名被抓，父亲、母亲将会一道被审判。
我还要向父亲道歉，因我的告发使他失去妻子，‘文革’中我还贴过父亲大字报，作为儿子的我不应当这样做。
在母亲方忠谋被执行死刑后不久，自己和弟弟就被下放到当地农村劳动。当时根红苗正的人或是进了工厂，或是升学，或是进部队当兵，我们作为‘黑五类’子女，又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能去农村。
父亲自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之后，一直是正科级干部。但在母亲的冤案发生后，他离开固镇县卫生科调动到五河县商业局工作，行政职务从科级变成了副科级，就是降级使用，直到他退休。受母亲冤案株连，我的小姨母方佩兰、舅父方梅开都下放农村劳动，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
张红兵小时候的全家福。右二张红兵，右三父亲张月升，左二母亲方忠谋。
4、举报母亲的事情成了别人攻击我的标靶
1998年，我已经做了多年律师，在担任一起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时，一次，与被告人熟悉的一位村民对被害人丈夫说：‘任何人说张红兵，他都不愿意调解。他妈妈都被他告死了，他是什么人都敢告的。你还是同意调解吧！’
这样的刺激并不鲜见。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地向过路人宣扬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5、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战战兢兢无法沟通
我自己1976年10月至1977年8月发生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在此期间，我停止了记日记，当然也无医生可看，无药可服，硬是自己扛了过来。
造成抑郁症的原因是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让我忧心忡忡：广播、报纸上宣传的所谓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是真的吗？这是不是一次军事政变？是不是毛主席曾经预言过的‘资本主义复辟’？
我不敢再想下去：外公被镇压影响到母亲的一生；母亲被枪毙也会影响到我的一生——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被送上刑场枪决！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有时候竟无法准确地用词语表达。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抑郁最严重时，我甚至想过自杀，逃避现实社会。
6、很多时候母亲出现在我梦里
有很多、很多次，在睡梦中，经过我在无数次寻觅，在不知道母亲为了什么原因离家多年以后，她忽然从我不知道的一个地方回到家里——她没有死，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地拉着母亲的双手，有一肚子的话想述说，但又害怕她再次消失，只能说出最要紧的几句话。我大声地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您！您别走，我们这个家庭真的离不开您啊！
但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在与母亲相会的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不知什么时候，她真的又悄然离我而去；我所能做的，只是孤立无援、绝望无助地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哽咽，泪流满面……
7、我愿忏悔，愿悲剧永不发生
为什么我会卖母求荣，表现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对此，几十年来，我一直处于困惑、学习、反思、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当时我没有把造成母亲冤案的责任全部推给时代和政客，现在也没有类似的心理过程。
只是在自己和亲人们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和坎坷，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和泪的代价，并且在我自己娶妻生子之后，原本不懂任何人情世故的我才大彻大悟了：什么虚幻的景象，动听的说教，人造的偶像，神圣的祭坛……全是愚弄别人、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是毒害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鸦片，是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子！不管是谁，永远都离不开自然规律——吃饭、穿衣，生老病死；世界上最伟大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
我为自己有一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母亲而感到骄傲。我愿在大庭广众之下，解剖自己卑微的灵魂，公开地对被我告发而冤死的妈妈进行忏悔；同时我还要声明：属于包括我在内的家庭成员的责任归我们自己，属于社会的责任归社会，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以前者取代后者。希望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探讨和争论，促进人们思考：在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出现丈夫揭发妻子、儿子把母亲送去赴死的惨绝人寰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悲剧重演？（文章来自：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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