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第15期：做知青的时候我辜负了一位老人

1971年年末，我（后）被选调到长春电业局当电工。 临行前，我与杨大娘、二丫头（右）和集体户温同学（左）合影留念

步入花甲之年的我，已经退休两年了。人一旦到了这个年龄，在享受安逸、清闲生活的同时，常留恋于回首自己的往事，甚至会重新审视和判断过去的是非恩怨。在我难忘的记忆中，就有这样的一个人，我与她相识相知不到五年，后来分手久别又时隔近四十载，可至今仍令我抱憾不已。

她，就是我在1969年到通辽县孔家窝堡公社孔家窝堡大队插队落户时，结识的当地农民杨大娘。杨大娘姓郭，名素珍，在她娘家弟兄中排行老三，生产队里的人习惯地称她为三姐或三姑。杨大娘其实并不老，我认识她时也就四十多岁，只是她丈夫的岁数比我父亲大，我才叫她杨大娘。

与杨大娘一家打成一片

我刚从天津上山下乡来到通辽时，初中二年级还未毕业，不到18岁。 由于自己在知青集体户里年龄最小、个头最矮、来户时间最短，集体户和村里的人都管我叫“小不点儿”。

本来我是投奔哥哥才选择到内蒙古插队落户的，因为哥哥早在前一年就来这里插队了。可由于父亲在“文革”期间遭到迫害患上了抑郁症，需要有人长期照顾，哥哥就暂时留在了天津家里。

我只身一人来到农村还不到三天，就开始跟大帮干农活了。 从未接触过农活，在家里又没干过重活的我，对当时的艰苦生活感到好无望、好无助啊！无论是在集体户里生活，还是在生产队里干活，我常常被人指指点点，好像干啥都受气似的，还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诉苦”。记得我第一次下地干活正好赶上刨茬子。 刨茬子离不开镐，而我的镐还是新的，没开刃呢，没法使。可是我不知道啊！ 也没人告诉我这新镐需要先磨一下，开刃了再用。 可想而知，尽管我两手都磨出了血泡，却怎么也刨不下来茬子。

因为我不会干农活， 社员们笑话我是“半搭子”， 不顶一个成人用， 评工分时，都不同意给我记一等分。 我感到精神压力很大，心情也很沮丧。 那个时候，作为一个知青，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挣工分。

正是在这种境地和心态中， 一个名叫“二丫头”的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二丫头其实是个男孩，比我小4岁，是杨大娘的儿子。 二丫头上面有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或许是家里人担心男孩不好养活，才给他起了这个乳名。他是真正的“半搭子”，但比我会干活。他把我的那个没开刃的镐拿回家，让他父亲给磨好了，还教我怎样刨茬子……

认识二丫头的时间不是很长，我就经常去他家串门了。他家在生产队里算得上是纯粹的贫农，不仅出身贫，家境更贫。在去他家之前，我就听说了日子过得很寒酸，但怎么也没想到会穷到那个份儿上。屋子的墙壁黑黑的，南大炕的炕席同地皮的颜色差不多，炕琴里的被子灰突突的还不齐整，过堂屋的锅碗瓢盆就随意地堆放着，每到临吃饭前才忙着刷洗。 连我也不曾想到，就是这样一户人家，后来竟宛如成了自己的窝儿。

虽然二丫头家既穷又破，但一家人待人热情真诚、朴实厚道，尤其是对知识青年，更是极富同情心，让人感觉特别温暖。杨大娘对我更是偏爱， 她家里要是做点什么好吃的，比如新鲜苞米下来了，赶上过节时称点猪肉了， 家里来个亲戚准备做好嚼裹儿了，都会让二丫头到集体户去悄悄喊我。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吃不下东西，也干不了农活了。知道我病得下不了地，杨大娘很着急，就到赤脚医生那儿给我开药吃，还给我做了一大碗热乎乎的疙瘩汤。那时候细粮很少，她家仅有的一点细粮还是她在通辽市里的大女儿给拿来的。

我那时候小，又没离开过家，想家想得难受，在集体户又不好意思哭，就到杨大娘家哭。杨大娘像母亲一样安慰我：“你就把我这儿当家吧！ 你要是哭病了，家里还不得为你操心啊？你好好的，多挣点工分，过年时也好给家里买点东西啊！ ”

那个年代的生活水准本来就低，加上知识青年不会“过日子”，入冬前后集体户里就缺柴少菜了，连点儿咸菜、大酱都没有，每顿就发两个高粱面大饼子，难以下咽。通辽的冬天又特别冷，得戴狗皮帽子睡觉。 我实在受不了，就往杨大娘家跑。 她家的炕总是热的，她家也有咸菜、大酱可吃。

我们户里的同学时常对我说：“小不点儿，快去给大伙儿要点大酱、咸菜呗，这干巴巴的高粱面大饼子咋好往下咽啊！ ”去杨大娘家里要些吃的东西， 似乎成了我的分内事。

那时候，许多知识青年都瞧不起当地农民，尤其是他们的穿戴。 杨大娘在给她孩子们做鞋时，偏偏也给我做了一双。我要是不穿，怕杨大娘生气挑理；要是穿吧，又怕成为集体户的笑柄。 所以，我常常在晚上洗完脚之后才趿拉一下。 就这样，户里的人还挖苦我说：“小不点儿还挺有人缘的呢，穿起‘四面城’（农家鞋的戏称）真的同农民打成一片了，哈！ ”

因为“赌气”，我与杨大娘闹掰

就在我自己也认为同杨大娘一家打成伙、 连成片的时候， 我和杨大娘因为“赌气”，闹掰了。

1971年年末，我被选调到长春电业局工作。 从那时起，我连续三年都借休探亲假回天津过年的机会，先绕路回集体户，为哥哥领口粮。因为哥哥的户口还在农村，得把他的口粮领出来换成全国粮票，才能在天津买粮吃。从到粮库卖口粮，换成地方粮票，再到把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这些琐事都是杨大娘一手经办的。在杨大娘看来，她帮我做这些是天经地义的。

我和二丫头也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杨大娘不识字，我每次来信杨大娘都要二丫头读给她听。 他们那边需要什么，我在长春这边也尽力帮忙。

那三年，我每次回去，都不住集体户，而是去杨大娘家住。我对她家就像对自己家一样熟悉。 那时我从长春到通辽五道木车站（一个只有一间房的小站）下车时，都是晚上，天已黑了。 从小站到杨大娘家有6里地，我摸黑也能找到她家，感觉就是奔自己家去了。每次去，我都是躺在炕上兴奋得睡不着，和杨大娘一家有唠不完的嗑，说不完的话。

那是1974年，我被选调到长春工作后的第三个年头。春节之前，我像往年一样，借休探亲假回天津过年的机会，又一次绕路先去了原来的集体户。我此次回农村，除例行看望杨大娘一家外，还有一项特殊使命，替我哥哥办理他的户口迁移手续。

我哥哥自从留在家里照料父亲，已经连续6年没有再回集体户了。 家里人考虑到哥哥的前途，便托人给他联系了一个挣工资的地方，到河北省中捷农场务农。

起初，杨大娘见我到来，是很高兴的，可她得知我要把哥哥的户口也给迁走之后，立马炸了！杨大娘的说法直截了当：“你们小哥儿俩这不是要和我们老杨家一刀两断吗？户口都办走了，还能回来吗？ ”

她这么说是有前因的。 依稀记得，我当初选调去长春电业局工作时，通辽也正在筹建电厂，她对我说：“过几年有机会你就对调到通辽来，咱们娘儿俩还没处够呢！”我当时也答应她了。

或许她对我是否办对调的事情能够理解。 她觉得我尽管在外地工作，但每年毕竟还会回来一次， 因为我哥哥的户口在农村，所以杨大娘从没和我急过眼。可这次无论我如何解释把哥哥户口办走不是想绝交，我还会常来看她的，可杨大娘却说啥也不想听。她的态度很强硬：“你哥哥的户口迁不迁走你自己掂量着办！ ”她撂下话竟不辞而别去外乡串门了，把我晾在了一旁。当时我就在她家里住，感到很难堪，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我也很不冷静， 心里说：“给谁晾台啊！咋这么不理解人呢， 大不了井水不犯河水呗！ ”

我办理完哥哥的户口迁移手续后，本来还能在农村多待两天的，可我竟也赌气地提前离开了杨大娘家。

回长春以后我也没像往常一样给二丫头写信，借此向杨大娘道个歉，或者向她好好解释一下。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年以后，杨大娘竟然离开了人世。

1975年春节，我回到天津休探亲假。 原来同我在一个集体户的同学来我家拜年时，问了一句令我非常震惊的话：“哎！你听没听说杨大娘死了？”杨大娘岁数并不大，身体又挺结实，她咋会突然故去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听说，杨大娘的二女儿背着家人搞对象， 最后嫁到了很远、很偏僻的一个农村。杨大娘咋拦也拦不住，结果一股急火攻心，突发脑出血离开了人世，当时只有五十多岁。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就连那个年都没有过好。一闭上眼睛，总感到杨大娘的身影在我身边晃悠。本来我以为，等我们的气都消一消，慢慢地还会通信联系的。不曾料到，我们彼此都不愿意先服软儿， 竟长达一年没有再联系；更不曾料到， 还没等到我们重归于好， 杨大娘竟永远地别我而去。 现在想来， 如果我当时能给二丫头写信， 好好解释一下，再给杨大娘道个歉， 或许还能够得到她的谅解。 可年轻固执的我，却自认为不论我如何赔礼道歉，杨大娘都会把忘恩负义的帽子戴给我， 干脆顺坡下驴算了，从此便杳无音信了。

自打知道杨大娘去世之后， 我曾经多年、多次地在梦中见到杨大娘。 令我不解的是，尽管每次做梦相隔时间挺长，但梦境中的情形仿佛总在重演。在梦里，我又回到了集体户，路过杨大娘家门口时，我是又想进去看一眼，又想溜个边绕开。 半路遇到的老熟人都问我：“你见过杨大娘了？ ”见他们这么问， 我心里还叨咕：“杨大娘不是故去了吗？”有时梦中远远地看到杨大娘向我走来，可我似乎总是找由头躲避她，没能和她说上一句话。

每次从梦中醒来，我都觉得自己的心好累。 我几次对老伴讲，这可能就是杨大娘在给我托梦吧， 我这辈子欠杨大娘的情太多了！说句心里话，除了对老伴，这话我同谁也不敢讲，生怕人家指责我忘恩负义，瞧不起农民，是无情无义的小人。尤其是随着自己事业有成、收入提高、年龄增长，这份歉疚的心情也越来越浓重，它已成为我此生无法解开的心结……

扪心自问， 杨大娘对我的帮助和关爱，何止是在物质和生活上？她在精神和心灵上给予我的温暖，更让我难以忘怀，并受益终生。至今我依然记得，那时无论遇到什么破解不开的愁事，我都是先去找杨大娘，向她诉缘由，渴望她给拿主意，并寻求她的宽慰和安抚。

知识青年选调，历来被人们视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而我历经三次选调机遇，每次都是杨大娘给我指点迷津。第一次选调是内蒙古扎鲁特旗铜矿来招工。本来给我一个名额，可我去体检时，因长得瘦小，厂方不要。我感到很无奈，心情不好，杨大娘就安慰我说：“不去就不去吧， 那地方人生地不熟，又天天在地下干活，一旦出事故，就上不来了，还不如当农民呢！ ”第二次选调是通辽毛纺厂招工，就一个名额，集体户给我了，最后却被大队的一个回乡青年给顶了下来，据说人家的门子硬。

这次选调挫折，对我的精神打击很大。 杨大娘也觉得我点儿背，特别请来一个算命先生在她家里给我掐算以后的运气。 当我第三次获得选调机会，而且面临着是否去长春电业局当电工的艰难抉择时（我从小就怕电，又有恐高症，而当电工得整天与电打交道，还得野外作业，我就害怕了，想放弃这次机会），又是杨大娘开导我，并帮我掌舵：“算命的都说了， 再有选调的机会，让你去淘大粪你都得去。电工的活可比淘大粪强百倍，你应该去。”

杨大娘还让二丫头陪我去通辽市体检，使我顺利地通过了人生的重要关口。那个时候知识青年选调的名额很少，每年也就是一两个名额，有人在农村待了七八年也没有一次机会。可以说，杨大娘不仅是我的恩人， 也是我步入社会的启蒙老师。

如今， 每当我打开相册， 看到我同杨大娘的合影照片， 内心都会受到一种谴责。 杨大娘对我恩重如山，我却对杨大娘无以回报， 这是多么有悖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古训啊！每当我看到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电视剧，在潸然泪下的同时，也常常在内心里有一番忏悔。

我离开了农村，就没再同杨大娘交往， 这同“过河拆桥”、“好了伤疤忘了疼”有何区别？拍拍胸口问问自己， 纵然有更充足的理由和借口，我也摆脱不掉忘恩负义的事实。正因如此，即使没有外人鞭笞自己，我的良心也不会谅解自己。人生中最大的隐痛，莫过于良心的自责。我由衷地感悟到， 做人还是要像杨大娘那样， 热情、 真诚、 朴实、厚道。

我当时不理解杨大娘对我迁移哥哥户口的想法和态度， 觉得她的反应过于强烈，甚至有些不可理喻，后来年纪大了才慢慢地理解了杨大娘。她那样对我，是因为她对我的爱太深， 从心底里把我当成了她的儿子。她不愿意我这个“儿子”离开她，是害怕以后见不到我。她接受不了我把哥哥的户口迁移的事实，归根到底是怕我不会再回通辽工作、安家了。 她认为，即使我在长春工作，可我哥哥的户口还在那里， 我就有回去的可能；而我哥哥户口迁走了，我就不会再去了，她也就失去了我这个“儿子”。

因为对我是否还会来看她，她心里没底，而心里越是没底，越会把话说得满。爱之深才恨之切，如果她不把我当儿子对待， 她会这么在意我和她“绝交”吗？她会这么生气吗？而我却认为她是不讲道理，不理解人，这是我觉得最内疚的地方，我误会了杨大娘。

有些误会可能过了一些年就慢慢化解了，可是我和杨大娘之间的误会，再也没有解开的机会了。

杨大娘，如果真的能有来世，我情愿再当一回知识青年！ 这样，我就可以当面向您请罪，尽心竭力地报答您的恩德。 （靳博忠）

（来源：新文化报 来信请寄:liuli211a@sina.com 手写稿请寄：长春市人民大街6906号新文化报副刊部“扪心”版 邮编：13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