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女教授出人意料的最后渴望

今天的主角是一位罹患子宫癌的大学教授（图片来自网络）

艾玛·艾森伯格，女，61岁，白人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灵魂保险箱先生，

你好！感谢你提供这次说话的机会，因为这些话我对谁都不能说，由衷地感谢你。你说的对，不论男人女人，很多人的一生里没有一个真正知心的、可以让你说出心底感受和秘密的人：家人不行，配偶不行，同事更不行。看到你的广告，我知道自己终于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

我是一名子宫癌患者

人类的世纪传染病终于也一把捕获了我。上个星期，当伯利兹医生拿给我看我的核磁共振影像片并说出三期子宫癌这个词时，我先是呆了几秒钟，感到他是在说别人，不过这只是所谓正常的意识层面的反应；在我心底里，即潜意识里，我不但承认了这个事实，随之而来的竟有一种难以置信的离奇解脱感。不可思议，是不是？

那天夜里，直到我强迫自己回答为什么会有那种反常的解脱感时，我才平生第一次发现，我其实一生都活得很累，想要解脱的愿望一直都潜伏在状似正常、甚至是幸福的人生背后。不错，身为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我的工作在别人眼里是体面的，令人羡慕的；而我的丈夫是哥大的著名经济学教授，我们还有两个谁也不能说是不优秀的孩子：儿子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现在华尔街的摩根斯坦利公司搞金融投资；女儿毕业于耶鲁的英语专业，现在长岛的一所私立中学教书。

可是，抛开这一切不谈，如果不是因为我此番得了绝症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我是绝对不敢面对我从来都不敢正视的一个事实的——我从来都不知道幸福是什么。

我从来都不属于我自己，我恨我的母亲

上帝，请饶恕我把从来都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因为得了这个病的人有治好的，但活下来的不多，而我很清楚我是属于不会活很久的，所以再没有必要装下去了。最近我好好想了想，其实我从来都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感觉，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去满足别人的要求，我从小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别人看的，为了让我母亲满意（可是她到现在对我也没有满意过），至于我到底是谁，什么是属于我个人的需要，我真正喜欢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也很少去想过。

我把一切都给了我的家人和家庭，为维护这个家庭的形象我做了一切努力，并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就是我的职责。我从小就学习优秀，属于听话懂事，话不多，做事认真，但一点没有幽默感的那种人。我母亲是个沉默、令人生畏的女人，记忆中她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但是一说话就让我胆战心惊。她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对我的无声不满和不屑，不论是对我的长相、穿戴、习惯、说话方式还是做的任何事——凡是和我有关的。我不懂她为什么要这样，但是她对我弟弟却总是赞不绝口，以他为荣，似乎他才是唯一应该被生出来的孩子。

结果是，我从小就恐惧我的母亲，也恨她；但是长大以后我的性格却又与她的何其相似——古板，自我压抑，感情冷漠，无趣之极。悲哉！

有一次，我在通往自己办公室的楼道里无意中听到我的两个学生的对话。其中一个叫丽萨的说：“我最讨厌的就是像艾森伯格教授那样刻板的女人了，声音像生了锈的脚踏车，讲课的语调就像她手里的教育学教课书，枯燥至极！”另一个叫艾莉森的女生调侃地说：“真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会娶这样的女人”，丽萨回答说：“艾森伯格教授可是个好人，我哥上过他的课，唉，真是太可惜了！”

其实，这两个学生对我的评价基本上和我对自己的看法不相上下。

母亲的蔑视与恐吓毁了我

我听过一个故事，说是在印度，如果把一只小象拴在一个木桩上，它经过多次无效挣扎而无法逃脱之后，就会自动放弃逃跑，乖乖地站在那里，无论周围有人还是无人。尽管它后来长得又高又大，用鼻子轻轻一拉那个小木桩就会被拔掉，可是他依旧像小时候那样驯服地站在那里，连尝试逃跑和拔掉木桩的念头都没了。只因为他已经相信逃跑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小时候的经验变成了它一生的信仰。一个小小的木桩竟然可以什么也不做就永久地控制了有着庞大身躯的大象。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过来的。我母亲现在已经风烛残年，耳聋眼花，但即便如此，我每次看见她的时候，仍能感到她可以用她那蔑视的眼光把我摧毁。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熟悉她那令人恐惧的目光和身影，尽管现在的她已双眼浑浊，白内障让她看不清东西，记忆力也几乎完全丧失。

现在，临终这件事终于发生在了我身上，比我86岁的母亲还要早！我如果再不挣脱她对我的一切无形的精神桎梏就太晚了。可是，不按照她的要求去生活，我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样优秀的人，那我会是什么样的呢？我强迫自己直面从来不敢去想的可能：你这一生到底最想做什么，不论能不能做，也不论你有没有做过？

昨天下午去了一趟医院，回来后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漫无目的地（得病前我很少这样做）在哥大对面的河滨公园里散步；我心里很乱，但从表面上谁也不会看出来。我来到一个儿童游戏场的沙坑前站住了。沙坑里有几个四五岁的孩子正玩得起劲，弄得满身满脸都是沙，而他们的年轻父母则坐在一边的椅子上闲聊。

小家伙们有的奋力挖沙，有的倒水和泥，填进塑料桶里，再倒出来；有的在筑城堡和挖沟渠⋯⋯我看得出了神，脚再也挪不动了。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知道了我的生活里缺少了什么，也就是我最想做但不能做也从来没有尝试去做的事。

我惊讶地听见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大声喊：我也想像这些小孩一样拍泥巴，堆沙子，然后推倒，向别人身上泼水，毫无顾忌地砸东西，撕纸，再痛快地骂人，搞各种恶作剧，然后像喜剧演员那样露出牙齿哈哈怪笑⋯⋯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一次都没有过！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严格监督的学习中度过的。我的母亲从小就让我知道，喜欢玩的孩子肯定学习不好，将来也必定没出息。我的父母都是正统的犹太人，家教比一般的犹太家庭还要严。在我一生中，我母亲无数次地提到她的父亲和母亲是如何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她尤其喜欢单独向我说起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骇人细节。在她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中，我一次次地感到，是我，而不是我的外公和外婆，在地狱地般的毒气室里挣扎，窒息，难看地死去。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看着还是小女孩的我被吓得脸色惨白，几乎无法呼吸，又不敢哭出声音时，便走开了。每次我都会在她走后发疯一般地跑到院子里堆放旧东西的库房里，把门关紧，然后捂着嘴大哭一场。

后来我大了一些，开始认为我母亲那样做是在把对纳粹的仇恨转换成对我的超苛刻的要求，似乎让我从小就必须体验无助、恐惧、绝望的经历才能使我成人似的。而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从小在这样的恐吓和重压下的确完成了她的心愿，总是保持一流的学业，长大以后也确实出人头地了，但是幸福却与我绝缘了——那是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根本不能取代的。

我就是印度人故事里的那个小象，很小的时候即使有过这样那样的愿望，也都被我母亲严厉的目光制止和泯灭了。我母亲的目光就是我生命中的那个小木桩。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必定会尝试反抗我母亲那让我颤抖了一辈子的锐利目光，那总是对我不满意的目光，和对那些听了无数遍的恐怖故事说“不”，不论代价和结果是什么。我必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知道我为什么愤怒，知道我也可以生气和高兴，并不因为我母亲的情绪需要而压抑自己，永远做无条件的妥协。

太奇怪了，一个小孩玩沙子的快乐在我临死前竟成了高于一切的渴望！可这是真的，一个最最真实的渴望！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真的去玩沙子，但是临死前敢把这个愿望说出来，说明那个永远的小木桩已经被我迟来的勇气踹动了根基。

我已经失眠几十年了，很快我就可以睡一个再踏实不过的觉了。

感谢你为我保留这份遗嘱。永别了，陌生的朋友。

编者的话：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熟悉这位教授的母亲眼睛里的那种东西：永远的否定，不论多么努力；永久的自卑，无论多么拼命想摆脱。每个人生命中都有那根小木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