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第33期：千拜万拜，折不过儿的罪来

　图片说明：1988年我和爱人带母亲到长春看病时的合影，那时母亲被诊断得了小脑萎缩

你是如何告别即将离世的亲人的，尤其是当你以为整个天都塌下来的时候？你都为亲人做了些什么？如今，我的母亲已经离世20多年了。关于母亲的死，我们兄弟姐妹还在世的8人中，除了小弟曾经和我追究过当时的细节外，至今其他人还没有当面跟我提起过。但我知道，我们没有人可以绕开。

运动中，母亲受到精神折磨

在我的心目中，母亲代表愁苦。

母亲1925年12月26日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土改时划为地主），1945年20岁时嫁给了邻村——巨宝山村（属白城地区通榆县管辖）大她16岁的父亲。

虽说父亲已有一个8岁的孩子（大姐），两人的年龄差距又很大，但都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新组成的家庭让父母亲倍感欣慰。谁能想到，1947年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使这个家庭受到了强烈冲击。因为父亲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富户，家里拥有很多土地，在运动中理所当然地被划分为地主，成为被斗争的对象。

此时父亲感到凶多吉少，就和老叔趁人不备跑了出来，二人逃往长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父亲哥儿俩在长春一躲就是4年之久。这可害苦了母亲，她是地主婆，而且她的地主丈夫还畏罪潜逃了，她怎能独善其身？

父亲逃跑时，母亲已身怀六甲。她不敢想象父亲逃走的结果会怎样，今生是否还能回来？但她坚信一点，就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要好好活下来。所以，母亲一次次地经受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打击。在当年腊月二十二这一天，在土改积极分子的恐吓下，母亲终于承受不了，晕厥过去。他们以为母亲没气了，就用马槽子把母亲扣起来。四舅得知情况后，不甘心母亲就这样死了，他想尽办法接近那个马槽子，掀开后发现母亲已缓过劲儿来。死里逃生的母亲被亲人们抬到家里，然后就生下了大哥。母子平安的喜讯让亲人们激动不已，四舅当时就给外甥起了个小名，叫“小斗争”，姑姑觉得不妥，就给大哥起了个大名，叫王德喜，是“得到喜事”的意思。而这一切，远在长春、杳无音讯的父亲一无所知。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已接近尾声。因为父亲以前在村子里一直主持着村里的大小事务，故而在乡邻心目中威信也很高；再加之被斗争后，家中的物品被没收殆尽，物质生活更是陷入困境，已成为了被同情的对象，没有人再追究父亲逃跑的事了。于是，度日如年、备受煎熬的母亲终于迎来了父亲的回归，失散4年之久的一家重新团聚。那时大哥刚满3岁，尚不懂得“父亲”是啥含意，当父亲第一次见到大难不死的儿子时，不由得百感交集，泪流满面。

按理说，父亲的归来应该给母亲带来稳定的生活。但事实恰恰相反，运动不断，父母亲的磨难就不断。只要运动中有批判、有斗争，父母亲就是当仁不让的清查对象和陪绑对象。

可是，“不幸”二字对我们家来说还远远没有结束。1966年，“文革”风暴刮来了，十年浩劫从此拉开序幕。面对这样一场空前的大革命，我们这个“地富反坏右”家庭更是在劫难逃了。磨难对于父母亲来说是愈演愈烈，他们整天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那时已没有法律可言，红卫兵小将可以私设公堂，甚至可以用刑，批斗、打骂、游街成为父母亲的家常便饭。我是1959年出生的人，“文革”开始时已经六七岁了，关于一些情景，已有鲜明的记忆。我记得当时所有的地主婆都集中在一起，让她们在大冬天里到冰坑上去爬冰。爬行过程中红卫兵小将们还要骑到她们的后背上嘲弄你，就这么侮辱人。还有一个情景，我的记忆也很深刻。那是一天晚上，我们家里一炕的孩子都躺下睡了，突然专政队员踢门闯入，不容分说就把我母亲带走了。他们把母亲带走究竟是批斗还是爬冰我都不得而知，我当时只知道害怕，就哭喊着“妈妈”，我爹就哄我。我是老三，记得我爹说：“三儿，不哭！你妈出去有事，谈话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许多年以后，我在给母亲擦后背时，偶然发现母亲后背上留下了一片一片的鞭花，就是用鞭子打过的印痕。我记得同样的印痕父亲后背上也有，只是远没有母亲多。那时农村的所谓积极分子，他们很敢伸手，不管三七二十一。

与母亲相比，我父亲很聪明，几乎没挨着多少斗，也没挨多少打。父亲当时被指控那年逃到长春前在村外埋了一杆枪，父亲不承认有这事，于是他的后腰就被专政队员踢伤了。说实话，没有伤得怎么样，可父亲干脆就装起病来，就说踢坏了。然后，任谁再来，比如工作组来调查的时候，或者有哪个领导挨批找他陪斗的时候，我大哥二哥就把父亲抬到大队部或批斗会现场去。如此这般抬了几次后，工作组就不让再抬来了，嫌太麻烦了，他们也感觉我父亲确实伤得很重———装得很像。为了防止挨斗，我父亲干脆就在家里装病。从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直到1980年举家搬到乾安县城，十多年里父亲一直在装病，白天从来不敢离开家门一步。

我那时还小，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今天父亲是地主，明天又可能是反革命，后天还可能是敌人，而在我眼里，他明明就是一个以种地为生的普通农民嘛！

在“文革”胜利的口号响彻祖国大江南北的时候，我的两个哥哥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是没有任何人来上门说亲，为此年仅40岁的母亲愁白了头发。那个年代，不可能有任何良家姑娘肯嫁给一个四类分子的儿子，连做梦都不敢想。几年后，父亲对当时的形势看不到希望，只好采取极端措施，想出没有办法的办法，用自己的女儿和侄女换取儿媳妇。在父母亲的不断努力下，做通了每个相关人员的工作。最难做通的还是哥哥们的工作，他们怎么忍心用自己的姐妹来换取妻子呢？这样的事情任谁都不能接受，最后他们因为来自父母亲的压力才不得不点头。换亲成功，这表面上是喜事，可在哥哥们的内心里却是无形的痛。

1971年，母亲有幸抱了个大孙子。抱孙子的喜悦让母亲忘掉了很多不快，使她不去多想任何事情，只是享受天伦之乐。

父亲、小妹相继去世，母亲的精神雪上加霜

5年后，“四人帮”被打倒，十年浩劫宣告结束，和母亲同病相怜的人们从噩梦中醒来，奔走相告。父亲是个比较有头脑的人，他从家里的有线广播里得知百废待兴的中华民族有希望了，农村很快将要实行包产到户。年轻的大哥听父亲说要单干了，不接受，反驳父亲说：“你地主没当够。”

1977年我已经高中毕业，没有参加农村生产劳动，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进入了建筑领域的行列。经过两年的现场实践和学习，我在业务上有了明显的提高。此时的母亲倍感幸福，一是成份论销声匿迹了，二是家庭逐步地添人进口，三是我学到了技术。母亲对今后的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和希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眼光长远，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1980年，我们举家搬到了乾安县城。因为父亲知道我从事的土建工作在城里有用武之地，发展前景乐观，进城一定是件好事。

进城后我们住进三姐家的小仓房里，因为面积实在太小，只好由小姐、小妹、小弟和父母住在一起，我还要借宿住。至此，父母把今后的生活寄托在我的身上。母亲从腰包里掏出来仅有的200元钱，同时告诉我：“三儿，这就是咱的家底，我和你爹都老了，今后你就要承担起咱家里的全部责任了。”

当时年仅21岁的我尽管感到身上的压力很大，可我还是为看到我父母的开心快乐而高兴，尤其是父亲。在老家，他白天一直是不能出家门的，原因在前面说了，“文革”时父亲担心被打坏，所以一直装成被打伤而无法走路的样子。你想，父母亲能不开心吗？开心得已经忘了目前家里一穷二白。即使父母亲没忘记家里什么都没有，但比起过去来他们也会感到很幸福很满足。父母亲在家里料理家务，小姐和我每天出去做事，小妹和小弟分别读初中和小学，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对于我来讲，尽管一天工作下来比较累，但有家可回，每天可以看到父母和手足们自由快乐的神情，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现在想来，这段时间是在我记事以来一家人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

可是好景不长。一年以后，小妹小华的鼻子突然出血不止，而且越发严重。1981年5月，我带着小华和父亲一起来到长春大医院看病。我让父亲一起来长春，一是要让父亲出来散散心，因为自从1947年父亲来长春逃难，至此已有30多年没有再来长春了；二是因为我的年龄还小，并且没有任何经验，让父亲一起来我心里有底。

我们到医院给小华做完检查后，等待结果时，因为闲着我突发奇想，觉得应该给父亲也检查一下。尽管父亲身体看起来没什么问题，走得不比我慢，但我感觉父亲呼吸有些困难，脸色也比较苍白。慈祥的父亲很听话，也配合。

次日，爷儿俩的检查结果都出来了，小华被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父亲被诊断为肺癌！

真是祸不单行啊！当两个不幸的消息同时袭来时，犹如晴天霹雳，这个残酷的现实让我无法接受。刚刚恢复正常生活的父亲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小妹年仅18岁，怎么可能得这样的不治之症？

父亲和小妹的病对母亲来讲无疑又是一个重创，两个老人抱头痛哭。当年秋季母亲送走了一生与她相依相伴的父亲，次年夏天又白发送黑发，小妹也走了。

母亲患上了小脑萎缩

1983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的家庭生活条件也有所提高。可这日新月异的变化并没有引起母亲的兴趣。虽然生活上没有了负担，但精神上的重负却把母亲压垮了。没有父亲的陪伴，母亲很孤单，变得整天沉默不语；母亲也非常想念自己的小女儿，总是不由自主地掉眼泪。

随着时间的推移，才60多岁的母亲已经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老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很多。她经常对着窗玻璃说话，总是嘀咕着。后来，母亲发展到照镜子就可以直接和镜子里的“姥姥”说话。后来我分析，可能母亲长得很像姥姥，就把镜子里的自己当成了姥姥。

眼看母亲越来越不正常，我就和妻子一起领母亲到长春大医院检查，结果母亲得了小脑萎缩。记得当时是1988年。

医生说，这种病的病因很复杂，也没有什么特别见效的治疗方法，就给开了点药，让回家吃吃看。我并不懂医学，可我认为是长期的精神压力导致了母亲的病。

后来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她首先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慢慢地将自己的儿女也完全忘记了。虽然母亲身体的其他部位没有什么毛病，但由于脑子有病而生活不能自理，这对一生干净利落的母亲来说是个极大的反差，她这个最要强的人得了个最不要强的病。好在母亲什么也不知道了，否则她会更加难以接受。母亲并不好照顾，照顾不周她随时可以跑掉，而且自己是不知道回家的。为了防止母亲跑出去，我晚上是与母亲睡一个屋的。白天如果没有专人看着，要把母亲房间的门用绳给系上，可母亲力气很大，大到可以把门上的绳子给弄坏了，然后跑出去。

有一年的正月十五，就是看灯的那天，我三姐来我家看望母亲，就在她和我妻子唠几句嗑儿的功夫，母亲就没了。母亲跑得特别快，而且还躲着你跑。我一听母亲跑出去了，就赶紧出去找。我去了原来经常找到母亲的地方，可母亲没在那里。后来哥嫂及侄子侄女们也都出来找，但都没有找到。母亲跑丢三个小时后，一个卖糖葫芦的人把她送了回来。这次母亲跑出了4里地，尽管地上还有积雪，尽管她只穿着袜子，但回家一摸脚还热乎呢，可见她一直在跑……

我成家后就和老人在一起生活，从来没有分开过。其实我的兄弟姐妹们都积极要求照顾母亲，但是没有我的允许是不可以的，因为我比较自私，不希望母亲长时间离开我的视线，母亲这个身体状况到别人家我也不放心。事实上，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照顾母亲，主要任务都落到了我妻子的头上，我只有晚上下班才能替换妻子。妻子几年如一日地细心照顾母亲，每天都要给母亲清洗弄脏了的裤子。夏季还好些，冬天就麻烦了，要给母亲洗棉裤，可母亲每次都不配合。在这里，要感谢我的妻子。

我的疏忽大意，导致母亲过早离世

回想母亲当初的意外，细节，剥洋葱一样把回忆带着血丝剥在我眼前：

一个寒冷的冬夜，一声巨响将熟睡中的我震醒，起来一看，原来是母亲从炕上纵身摔到了地上。我惊呆了，不知所措地立在母亲身旁。我很害怕，因为我家是水泥地面，炕离地面又比较高，这对母亲来讲一定凶多吉少。好在我桂芝表姐也在屋里，她当时50多岁了，有一定经验。她就像医生一样认真地检查了母亲的情况，看母亲没有生命危险，我们姐弟俩都松了一口气。可是，母亲的右侧太阳穴却被摔出了血，可能是摔伤的这个部位太重要，导致母亲不能动，不能说话，而且神志不清了……

出了事后，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分别在第一时间赶来，经大家商量，决定将奄奄一息的母亲抬到一楼车库里等着母亲死去。三天后，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一生疼爱我们的母亲带着不舍和眷恋，毫不情愿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西行之路的步伐是那样缓慢，竟足足耽搁了三天三夜，因为她不放心我这个没心没肺的儿子。她知道，我这个儿子比小脑萎缩的她还要痴、还要傻。这一天是1991年10月25日22点22分，母亲66岁。

人终有一死，但对母亲来讲并非易事。母亲年仅66岁，只是病在小脑上，与身体其他部位无关，死亡对她来说还是个久远的事情。当年我已经32岁，不是小孩子了，摔伤了母亲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炕不行就扒了呗，不扒的话在地上铺个海绵垫也行啊，可我当时就是没想到。我以为自己每天晚上陪在母亲身边就平安无事了，可出了事再后悔是来不及了。

如果说我当初的悔只是怪自己没有看护好母亲，让母亲摔伤了，那么我19年以后的悔，则让我终生无法原谅自己。

我这个发自内心的忏悔发生在2010年———母亲去世19年之后。那年我小弟在北京搞桥梁基础工程，我去北京办事时和小弟喝酒聊家常，聊了整整一宿。小弟其间说了这么一句话：“咱们还有一个憾事，咱妈临去世前没送医院看看啊！我记得咱妈当时嘴里还有痰，就是治不好，让医生把痰引出来她也好受一点啊！”我一听心里直翻个儿，哎呀！怎么当时就没想到找医生给母亲看一看呢，哪怕不送医院，至少也得找医生来给看一眼吧！而且这很简单，因为我家对门就是乾安县中医院！小弟提出了一个让我一辈子都不能饶恕自己的憾事，我实在太对不起母亲了。

仔细回想起来，我不只应对母亲忏悔，对父亲也应忏悔。对他们两人的过早去世我都有责任，我就是死的那天也不会原谅自己，也原谅不了。我有时感觉脑袋还算聪明，可有时却特别笨，想问题特别不周全，这让我害了我母亲，也害了我父亲。为啥提到我父亲？因为当时我第一次来长春给小妹看病时，父亲和小妹同时被查出不治之症。我那时去药房开药时父亲问我他得了啥病，我直接就告诉他得了肺癌。记得开药的人小声问我：“你告诉老爷子了？”我说：“是，告诉了。”我还理直气壮的，不觉得自己做错了。那个人说：“你别告诉他啊，这对他的打击会很大。”结果我父亲来时除了气脉有点不够用之外，走路什么的都很正常，等到在乾安县下车后往家走的时候，父亲竟然在半路上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走不动了，精神垮了。我的意思是，父亲这事我就没反应过来，我当初为什么要告诉他啊？我告诉他真相不是在害他吗？否则他不可能那么快就去世，怎么也能多延续一段时间啊！母亲这事我也一样没反应过来，我为什么在三天的时间里都没有给她找医生看一看啊！如果找医生看了，母亲也许会多活一段时间，有可能根本就不会去世！所以说我这个儿子有罪，在这两个关键点上都没有把握好。虽然我天天给母亲喂饭、时时给母亲擦身，但这都是次要的，在母亲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没有送她去医院救救她，酿成了无法弥补的终身遗憾。

我想不明白，我当时怎么那么迟钝、那么犯傻呢？我好像对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在乎，而我不可能有意坑害我的父母亲啊，也没有人相信我会这样做，可我当时怎么就没有反应过来要送母亲去医院呢！

母亲摔伤后好几天没咽气，她一直保持一个状态：闭着眼睛，一点不动，就像睡着了一样，时而还有打呼噜的声音。我当时就想着母亲没救了，就寻思着母亲一口气上不来就完了，肯定是这样的；这样想的不光是我，还有我的哥哥姐姐们。有些亲戚朋友也来了，当时谁也没有提到过“医院”二字，而我家的对门就是乾安县中医院。更可悲的是，我不但那时没想到，许多年以后也没想到，如果不是小弟提醒，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在想到这两个关键的地方时，眼泪咋地也控制不了。我悔啊、恨啊，因为我这是犯罪啊，不只是做错事的问题，因为我至少减少了他们的寿命。

特别是对我母亲。母亲之前能吃能喝，除了小脑有病身体其他部位没病，我当时绝对没有走就走了吧、活着也遭罪这个心理，就是反应不过来，我就是太傻了！

在母亲咽气前的三天三夜里没有送她去医院，这难道不是让母亲去等死吗？在我的记忆中，母亲连一口水都没有喝。母亲之所以无声无息地等了三个日夜，她是在考验她的儿子，而她的儿子没有经得起考验。三天后母亲等累了，要去歇歇了。

一生中为我们这个家庭作出巨大贡献的伟大的妈妈就这样无声地走了，留给她的儿女们的是永远的痛、永久的悔。我现在说一万个对不起又有何用呢？母亲的过早离世完全是我的疏忽大意所致。

于是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想明白了。中国有句话：“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道……”什么意思呢？说看一个人是不是符合“孝道”，不是看他有没有给老人买贵重的东西，而是要看他心里有没有老人。为什么我自认为一直对父母很好，而在关键时刻却迟钝、犯傻呢？说一千道一万，都是因为我心里没有老人啊！

这几年来，每逢为母亲祭拜的日子，我都在母亲的遗像前长跪地上，或叩首于母亲的灵前，心中总是涌现那一句古老的唱词：“千拜万拜，折不过儿的罪来……”但是拜完之后，我仍然觉得心如刀割，满是愧疚忏悔。我想，我将终生逃不过自哀、自叹以及自责了。（王德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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