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鲁迅为什么选择上海?
2008年04月23日 11:38南都周刊 】 【打印

1927年,鲁迅先生来上海定居,至今八十年了。中国这么大,当年鲁迅先生为什么选择上海?同样出身于上海的艺术家陈丹青先生试图来回答这个问题。

鲁迅在上海的家

撰文作者:陈丹青,知名美术家,1953年生于上海。

上海有租界

今天令飞兄(按:鲁迅之孙周令飞)点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的:1927年,鲁迅先生来上海定居,至今八十年了。中国这么大,当年鲁迅先生为什么选择上海?

又要说到所谓天时、地利、人和。鲁迅选择上海,就是选择“地利”——当然,鲁迅能在中国成全他自己,“天时”第一要紧。

譬如1949年后逼着孩子们念他的文章,念得最多的两篇,一是《纪念刘和珍君》,一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两篇文章要是换了天时,鲁迅就未必写得出来,写出来,也休想发表。《为了忘却的纪念》,写鲁迅几位年轻朋友怎样半夜里给拉出去枪毙,鲁迅怎样逃亡,还为此做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吟罢低眉无写处”,意思是写了也无处发表,其实不久还是发表了,两年后收在他的新书里,叫做《南腔北调集》,公开发行了。这样的文章,这样的书,换了天时,全中国还是没人敢写,写了也不给你发表。这就是“天时”的厉害。

现在再来讲鲁迅先生的“地利”。早年鲁迅愿意去北京,一是有饭碗,蔡元培请他去,二是北京古城大学多,文人多,照鲁迅的说法,适合做学问。所以鲁迅在北京盖了八道湾和阜成门外两处四合院,预备长久住下去,母亲、夫人、弟兄,全都接过来。但“天时”不很对,因为民国初年军阀统治,鲁迅的学生就是给军阀打死的;“人和”也不对,鲁迅在北平和许多当时官员、文人和海归派不要好,闹翻了,于是1926年到厦门教书去。现在关于鲁迅离开北京的理由,能够比较平实地交代了,就是说,鲁迅有了许广平许先生。出于当时的种种现实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地方。这是人之常情,我以为鲁迅走得对,走得好。

到厦门待了半年,“人和”还是不对:和林语堂不对,和将要到来的顾颉刚不对,等等,鲁迅就去了广州大学,和许先生会合了。可是到广州不久,著名的“412清党”发生,鲁迅说他一辈子没见过这么杀人的,而且是年轻人出卖同伙的年轻人……于是鲁迅在1927年秋天,带着许先生来到上海。

大家知道,“412清党”的发端就在上海,同时,发布“清党”命令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刚刚和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大家又知道,鲁迅痛恨帝国主义,各国帝国主义当时在中国最密集的地方,正是上海。问题来了,痛斥政府“清党”杀人、痛恨帝国主义的鲁迅,为什么反而去了上海?

原因很简单,大家也知道:上海有租界。租界的意思,就是发生灾难,有租界,你可以躲藏,可以逃避。我在当年的纪录片亲眼看见日本人打进上海,租界的巡捕把铁丝网打开,指挥人山人海的上海难民往租界里逃;南京没租界,1937年兵败沦陷,大屠杀发生,不少洋人的教堂、医院、慈善堂,救了许多难民的性命。鲁迅有幸,生前不曾遭遇813淞沪战争和南京大劫难,但他因为和左翼的关系,也在租界躲藏过。我读到一位日本青年的回忆,说是在一个粗陋的民居邂逅躲藏的鲁迅,两人坐在楼梯角落天天说闲话,后来才知道这个留胡子的中国人就是鲁迅,逃难过后,鲁迅还请他去家里玩,写字送给他。

外国的租界,是中国人的屈辱。鲁迅到上海的种种考虑和真实原因,却是因为上海有租界,而且特意选择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区。这一层原因,鲁迅不好说,也不愿说,因为这是屈辱。怎么表达这种屈辱呢?他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写成“且介亭”,作文集的题目,表示他躲在租界,是一个半殖民国家的奴隶。所以在选择“地利”时,鲁迅既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个现实主义者。说他是民族主义,因为鲁迅一步也不肯离开中国,在他危险时,生病时,宋庆龄、蔡元培、史沫莱特,还有延安来人,都劝他出国去,可是鲁迅不肯,连他当时向往赞扬的苏联,他也不去。说他是现实主义者,他明白上海,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当时中国各地的最佳选择,在上海待下来,他可以有一个进退回旋的余地。

这一层,后来一位人物的选择有点相似,就是大学者陈寅恪。出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一九四九年前后他不愿留在清华,决定远离即将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他也不愿去英国人治下的香港,或者跟着国民党去台湾,做流亡者。他选择了广州。可是广州的“地利”虽然适合他的病,广州的“人和”,譬如省委领导陶铸他们十分礼遇他,可是“文革”爆发,“天时”大变,他选择的广州埋葬了他。他死于承平时代的乱世,远远没有辗转于乱世的鲁迅在上海那么幸运。

<< 前一页123后一页 >>

匿名发表 隐藏IP地址

作者: 陈丹青   编辑: 杨玉鑫
更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