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 婿养子

2006年年底，一条“宗庆后为女儿选女婿”的新闻被媒体们炒得沸沸扬扬。据当时来自娃哈哈的消息说:宗庆后如今关心宗馥莉的个人大事甚于接班问题，要“解决其个人问题后才考虑其接班事宜”。杭州街头，一个20岁出头的眼镜男扛着“我愿娶宗庆后女儿”的求爱信公开示爱。后来还上了当地电视台的地方新闻。

故事最后被演绎成了一场闹剧。然而，在民营企业发达的杭州地区，老板们通过为女儿挑选青年才俊以确保家业得到传承，早是公开的秘密。据说，有一阵子，浙江大学里年轻有为的博士颇得民营老板们的青睐，以至于博士间流传着“干得好，不如娶得好。人生少奋斗20年”的玩笑。

“富不过三代”。这是一道让中国企业家和富二代们内心纠结的魔咒。在西方，当家族企业的继承人有其他的人生抉择，或者其才干不足以成功管理企业时，聘请职业经理人是常规做法。然而，在中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对家族之外的人缺乏信任。这和中国目前信用体制不完善相关，也和东方独特的家族文化有关。

然而，同样是家族观念浓厚的日本采取了一种独特的优选传承制度——养子制。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众多家族企业历经20年不衰，不乏养子之功。住友集团仅1900年到1945年，总管家等29位家长中，出现6位养子。其他著名财阀，如丰田汽车第一任社长、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传位的对象，都是养子。

在继位的养子中，女婿占了很大比例。通常，掌门人会在公司年轻人中物色一个能力最强的年轻人，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再通过仪式将之正式收养为自己的儿子。再后，这个“女婿养子”成为家族的掌门人，并正式掌管企业。这种捆绑了家族联姻和养子身份的广义家族传承方式，就是日本特有的“婿养子”制度。

三井家族一位掌门人甚至说:“我宁可要女儿而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选择我的儿子！”因为现任掌门人的可以到血缘之外找“婿养子”做接班人，这给他们的子女带来竞争压力。在这种竞争中，即使家族企业最终由儿子接管，“富不过三代”的概率也会比在中国低一些。”

据学者研究发现，在日本，“婿养子”掌控的家族企业平均业绩高于亲生儿子接掌的企业，而不管是“婿养子”还是亲生儿子接掌，家族企业业绩又平均优于代理人管理的非家族企业！其中，唯一被牺牲的，是一个年轻女性的情感和人生选择自由。

这种介于“女婿”和“职业经理人”的模式，成了中国部分企业家的备选方案。如果是女儿接班，可以是女儿直接接手，另外，也可以通过选择女婿竞争“上岗”——由女儿控制着股份，再对女婿的婚姻和权力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从碧桂园的故事中，我们已经嗅到了“婿养子”的气息。2006年杨惠妍大婚。这位“乘龙快婿”的公开资料显示:清华毕业、留学英国，其父为东北官员，之前一直效力于碧桂园。婚后，碧桂园新业务大动作的背后不时出现他的身影。迄今为止，杨家二女儿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也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在外流传的是几张模糊的婚礼截图——新娘端着酒杯，一身喜庆色彩的中装。

她的内心对爱情有着怎样的憧憬？对婚姻有着怎样的梦想？看客们无从得知，似乎也从不关心。

缪新颖干过最叛逆的事，就是不顾父母反对谈了一场恋爱。我和他聊起了《乔家大院》中乔致庸为家族复兴，舍弃青梅竹马的表妹，另娶当地首富女儿的情节。“父亲他们肯定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家是天主教徒，还算民主，不会一定强求我这个。他们要我找一个优秀的女孩子，对形象、气质、学历上的要求都很高。很多还需要磨合。”

父辈的财富是祝福，也是个体的枷锁。相比较而言，女性接班人们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更少的自由选择。在沉重的家族责任之下，这些正值年华的女孩，或无暇考虑感情问题，或因为特殊的身份和家族财富，和幸福有距离，有的甚至从未真正谈过一次恋爱。

陈天红是“富二代”中的活跃分子。这个弹古筝、爱看书的女孩有着一股浓浓的文艺味。用“闺蜜”许涛芳的话来评价，“天红是很梦幻的”。和所有年轻女孩一样，她喜欢谈人生，谈爱情，谈星座。她有个弟弟，羞涩腼腆，“个性和我完全不同”。因为是长女，“从小觉得有责任为父亲分担些什么”。

“门当户对”是父亲对未来女婿的基本要求之一。天红在这方面和父亲并无冲突，“如果家庭背景差太大，在很多方面没法理解，对方也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可是，她雾蒙蒙的眼睛朝我投来一瞥，有些迷茫。

一个在现实中已经穿上水晶鞋的公主，没有生活在童话里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