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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影像让人牢记

2013年07月12日 14:57
来源:北京晚报

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

1983年广州首届大龄青年集体婚礼

1995年武汉-长沙

1996年广州-成都

1991年的“大眼睛”苏明娟

数码技术和手机摄影的普及将我们带进了“全民摄影时代”,路透社、美联社、中国日报这样的权威媒体也采用了手机摄影作品作为大专题的“头图”。从影像稀缺到影像泛滥,什么样的影像能让人牢记?《影像中的国》用影像和文字记录当代中国无数个瞬间及图片背的故事。26位摄影家以镜头代笔,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了激荡变革的时代和随着历史跌宕起伏的个体命运,见证了这个国家的伤痛和辉煌、世间的人情冷暖。通过解读照片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带你回味历史细节。

被卖到20万元的“废片”

问:在拍卖会上被卖到20万元高价的那张照片“大海航行靠舵手”,当时的拍摄情况是怎样的?

翁乃强:我没有想过要叫“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个名字。拍摄的时候刚好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西南角上,下面是很多人拿着红色语录本向毛主席挥手欢呼。这张照片在构图、形象等各方面都比较好,能够反映出那个气氛以及领袖跟群众的关系,所以我就拍了。后来我也不知道谁为这张照片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个标题。

问:也有人评论说,那张照片在当时应该是一张“废片”——因为领袖形象不够突出。

翁乃强:不能这么说,虽然小但是很突出,毛主席在画面的中心位置。那个时候有些人就说,你拍领袖人物要高大,可是艺术的东西也不一定。虽然是很小,可是他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也很突出,这就是艺术的表现。而且可以表现跟群众的关系,一个氛围。我相信当时要发表也可以发表。

拍别人视而不见的

王福春:人人都会坐火车,人人都有感受,不管谁看到这些照片都有感情——当年的红卫兵、下乡的知青、上大学的大学生、农民工、单位的产品推销员等。那个时代车次少、车速慢,一票难求,人满为患,他们有这个情结在里面。外国人看啥呢?他们很难看到这么丰富的中国人,一看就会感到非常新鲜。影像是国际语言,不需翻译,一看就明白。

我过去特别喜欢漫画,我会尽量把漫画的元素潜移默化地融入我的摄影作品里,就是现在说的冷幽默、灰色幽默、黑色幽默。我争取将带有刺激性的东西都潜移默化地融进去。2000年我应邀去参加丹麦奥登色(Odense)国际摄影节。还没有展览的时候,一位荷兰摄影师看到我的作品,激动地说:“这张照片我买了。”我那时候还没有卖照片的意识。我说:“你喜欢我就送给你。”他马上说:“那不行,我必须买,买是对摄影师的尊重。”他看中一张什么照片呢,就是一对情侣躺在一个卧铺里,我问他为什么买这张?他说:“这张是中国啊。中国人含蓄温情,情感不外露。”

经过那一次的经历,我一下就明白了,拍照片拍你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化的、趣味化的、民族化的,这是最重要的。摄影是发现美的瞬间艺术。就是拍别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平凡生活的闪光点,这就是高手。

不要假惺惺的摆拍

安哥:我的摄影集《生活在邓小平时代》这套书影响很大。这种反映自己真实生活的照片,是当年我们在主流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比如说那个时候的《解放军画报》或者中央新影来到西双版纳采访我们知青,我们那时候还是少男少女。上了山以后,男生都脱光膀子劳动,大汗淋漓,朝气蓬勃,而且那时候我们真的是自愿去的。当时的摄影记者对这样的场景视而不见,所拍摄的更多的场面是让我们搬着小凳子,拿出《毛主席语录》,坐在那儿学习,一本正经的、假惺惺的。

我希望通过我的摄影,把我和我的同伴、几代人的人生,包括新中国经历的酸甜苦辣表现出来,但是还差得很远,还得继续。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希望,可能我们这一代人爱讲一些宏观和大的事。但是,这些宏观和大的事情是和每个人的人生紧密结合的,其实现在年轻人把个人的感受表达得特别好。这本身也是一种时代感,我也要向他们学习。但是,这些个人感受怎样与大时代产生“交集”还值得研究。

《大眼睛》之后的负债

解海龙:1991年4月,我第一次以“希望工程”为专题名称出去拍摄。我来到大别山革命老区,这里是山区、国家级贫困县。围着大别山,我转了24天。那次一共去了6个县,平均每个县拍摄四天,我背了70个胶卷,拍完了40多个。沿途我见到了很多革命烈士的后代,也见了一些老红军,他们在河滩上砸石子,生产铺路石,孩子们也跟着砸,每砸出一吨给几块钱,太苦了。《大眼睛》那张照片拍摄日期是1991年4月8日,星期一。三天前我们就到了金寨,拍了一些其他题材照片。星期一,我们在大山里走路的时候看见远处有几个孩子,背着破烂的书包,衣服也很破旧。我就知道他们是上学去,于是就跟着他们,看看他们一天上学的路要走多远、走多长时间、有什么困难和危险。后来到了渡口上船的时候,他们看我上船了就问:“叔叔为什么老跟着我们啊?”我说:“我想看看你们学校在哪儿。你们都叫什么呀?”他们就往我手上写,说的话听不太懂。孩子们都上课了,我就把相机拿出来,看到其中一个孩子眼睛特别大、特别专注,这是我一直寻找的影像,所以看到这个场景之后,我就把她拍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苏明娟。

拍了《大眼睛》之后,苏明娟的一位老乡找到我说:“你能不能跟我出去一趟,今天下午带你去见一个人。”我跟着去了,到了人民医院的病房,一个小女孩剃了一个秃头,十二三岁,她说:“您是解叔叔吗?我最爱看您拍的《大眼睛》的照片了。”——两句话先把我给封死了。我问她怎么了?她爸爸赶紧介绍,说她得了白血病,你能不能帮一个忙,呼吁呼吁。我听了之后正在犹豫的时候,她妈妈说:“孩子快起来,给叔叔唱一个黄梅戏吧。”这样,孩子就起来给我唱了一段黄梅戏。临走之前我拍了一张照片,是她打点滴时自然的状态,回到家以后,拿起稿子赶紧发表去了。隔了几天,报纸上发表出来了。我拿着报纸跑到人民医院去找那个女孩,但是护士告诉我,那孩子前两天已经去世了。太快了!所以,我老是说,我拍谁就欠谁的。拍了谁,就是一种负债感,我一定要还。那个女孩子,我欠她的——黄梅戏你听人家的了,照片拍了,你没有还人家……

选自《影响中的国》 (李玉霄 沈洪编著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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