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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的封闭保守与剑桥的自由开放

2013年10月25日 05:40
来源:中国青年报

宋杨文并图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10月25日 12 版)

在剑桥参加研讨会时遇见一位来自牛津的博士,她说剑桥比牛津好看,因为这里学院的景色从街上就可以看到。从此我便有了个印象,剑桥是开放的,而牛津是封闭的。

到了牛津,穿梭流连于那古色古香、梦幻迷离的街道,发现的确如此。在剑桥,大多学院的栏杆都是通透的;即使是石墙,比如国王学院,也有镂空的石头窗洞;或者像悉尼苏赛克斯学院,矮矮的砖墙完全遮挡不住院内的春色。而在牛津,学院则是高墙耸立的居多,像拍摄哈利·波特的基督教堂学院,其两层楼高的院墙宛如雉堞把中庭围得严严实实,将整个学院都封闭了起来。

剑桥最著名的建筑应该算是国王学院的教堂了,其最具代表性的视角是通过康河与河岸大片的草地看过去,而教堂本身对着河岸也是一大片通灵的彩色玻璃花窗。学生和游客或在草地上晒太阳,或在河里撑船,耳边不时传来教堂里管风琴的音乐,给人的感觉是开放与通透。在牛津最著名的则是圆形的拉德克里夫之家,那是修建于18世纪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厚重的石头基座、粗大的科林斯复柱装饰的墙身、退台形如佛罗伦萨教堂般高耸的穹顶,这幢圆形的建筑上出色地诠释了三段式的设计手法。四周万灵学院、布雷斯诺学院、圣玛丽教堂和博德莱安图书馆将拉德克里夫之家紧紧围合,这栋建筑作为阅览室,现在仍然是博德莱安图书馆的一部分,在它下方是拥有60万册藏书的地下书库。拉德克里夫之家不对游客开放,人们只能在被四周建筑包围起来的狭小缝隙,或是透过周边那几条深邃小巷来观赏它,这反倒更增显了它的高大,封闭也更成就了神秘的气质,这是牛津所具有的、完全不同于剑桥的气质。

在牛津,虽有泰晤士与查威尔两条河流从小镇的东西越过并在城南汇合,但穿行于学院与街道之间,却很难觅到河水的影子。我沿着牛津的主干道前行,躲过那川流的车辆,才找到了横跨查威尔河的著名的玛格德琳桥,但却无法接近河岸。这座桥的一侧被牛津植物园圈为己有,另一侧则是玛格德琳学院高耸的院墙。唯一留下的那不到10米的近水岸线,也已经成为玛格德琳船坞的码头与商店,仿佛不在这河里坐他们的游船,便根本无法接近水面了。

在英国大学里,另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是草地,不列颠湿润的气候滋养了这些常青的绿地。在牛津游荡的这一天,我唯一看到的开放绿地就是牛津城堡。牛津城堡始建于11世纪的诺曼征服时代,一直是牛津郡重要的军事要塞,在17世纪的英国内战中被彻底损坏,从18世纪开始用作牛津地区的监狱直到1996年,之后被改造成酒店经营。现在,牛津城堡除了由旧建筑翻建的酒店和作为历史建筑保护的圣乔治塔之外,就是那一座四五层楼高的绿色山丘了,一条小路在青草间蜿蜒,通向丘顶有两棵参天的古树。遗憾的是,作为中世纪城堡的遗迹,这个小山丘也要预约才可以登顶参观。

牛津和剑桥既是大学,也是小镇,除了学校的建筑之外,这里的商业设施也是别有情趣的。在剑桥以商业街居多,街道的一边是商铺,另一边往往就是学院。学院之间,那一段两边都是商铺的小街,也通常是狭窄的步行道,两侧的行人伸手便可以打招呼,尺度十分怡人。剑桥在城市中心还有一个近千年历史的露天市场,一排排商贩的棚子热闹地排布在广场之上,就如同北京的早市一样,充满了轻松和自在的感觉。而牛津的商业气氛则大不相同,作为主要商业街的乔治街和玉米市场街两侧都是鳞次栉比的商店,那宽敞的道路和熙熙攘攘的人流甚至让人想起了西单和王府井。即使是小贩聚集的市场,在牛津也不是露天开敞的,牛津著名的市场Covered Market,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巨大的建筑覆盖了整个街区,而所有的商铺都在这建筑之中。

在英国的大学里,酒吧是不可缺少的。位于国王学院对面街巷里的老鹰酒吧(Eagle Pub)是剑桥著名的酒吧之一,1953年2月的一天,就是在这里,25岁的沃森和37岁的克里克宣布他们发现了DNA是由两条核苷酸链组成的双螺旋结构,而这只是老鹰酒吧众多传奇中的一个。牛津也有出名的酒吧,草皮(Turf Tavern)就是其中之一。剑桥有一座横跨在康河上的叹息桥(Bridge of Sighs),牛津也有叹息桥,却是横跨在新学院街之上的过街天桥,它附近的建筑间有个狭小的缺口,稍不留意就会错过,从这个缺口进去,在两边高墙间那仅容一人的窄巷中左拐右转,就可以找到那起源于13世纪的老酒吧了。1960年代,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这个酒吧吸食过大麻,却又声称自己“并没有往里吸”;澳大利亚前首相霍克则在牛津上学期间因为于此以11秒喝完了一大扎啤酒而入选吉尼斯纪录。这就是草皮不同于老鹰的传奇,这或许也就是牛津与剑桥的区别所在了。

可能因为我在剑桥待了半年的时间,熟悉了这里,才发现了她这么多的自由与开放,而在牛津只游荡了一天,她还没有对我敞开胸怀,因此只窥到了她封闭的一面。但毕竟剑桥是一群牛津的教师在1209年跑出来建立的,离开与重建,便有反牛津的渊源,有反封闭的资本,这些追求自由、放荡不羁的逃亡者所创造的也必然是不同于牛津的文化氛围。剑桥大学商学院的Simon Learmount教授曾经说,剑桥是超越国家的,这也许是她自由与开放最极致的写照了。

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玛格利特·撒切尔,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缅甸政治家昂山素季都是牛津的校友,牛津共出了4位英国国王、25位英国首相、46位诺贝尔奖得主。而剑桥所自豪的则是前后出过88位诺贝尔奖得主,她的校友包括艾萨克·牛顿、查尔斯·达尔文、伯兰特·罗素、斯蒂芬·霍金等众多的科学家兼哲学家。剑桥毕业的著名政治家是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剑桥还拥有诸如威廉·华兹华斯、约翰·弥尔顿、拜伦这样的诗人,而牛津最著名的诗人是被学校开除了的雪莱。在经济学方面,亚当·斯密是牛津的,而凯恩斯则是剑桥的。这其中的文化差异,就如同雨后泥土的气息一样清新。有人说牛津文科强,剑桥理工科强。但这文化的味道是否就是文科当封闭保守、理工当自由开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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