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现代性

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常有一事似不可解，就是无论他的研究对象是“殊族之文，塞外之史”，还是对隋唐政治制度文化渊源的考证，抑或是对钱柳因缘诗的释证，即不管研讨之具体领域如何陌生偏僻，都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吸引你不知不觉地进入他的文本之中，而与之共振共鸣共叹，不敢稍有懈怠。
 
所以如是，原因很多，比如考证的详博、知识的充盈、文笔的婉妙，并因而引发探幽解秘的兴味等等；但最主要的，我以为还在于他的“古典”和“今典”并用的治学特点，释证“古典”，往往绾合着“今情”，著作中流溢着生命具现的现实感受和活泼泼的现代精神。这对于一个史学家而言，特别是被称做“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的史学家，至为难能可贵，而为他人所不及。
 
要问陈著的现代精神或曰现代性是通过何种方式得以表达？我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史学观念和学术精神之中。《柳如是别传》是寅恪先生晚年最重要的著述，是为明末清初一代奇女子“洗烦冤”的著作。我曾说这是一部“借传修史“的典范，其学术意义远不是写一部通史所可比并。正是这部著作，作者的现代史学观念和学术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姑举一例。传主河东君与钱牧斋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在茸城结缡，当时河东君24岁，钱牧斋60岁。越三年，1644年，清兵攻入北京，有“甲申之变”，南明弘光政权旋即成立，钱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钱柳很风光地从常熟老家赶到南京任所。但次年就是“乙酉之变”，强悍的清兵在多铎率领下打到了南京城下。这时，深明大义的柳如是提出与钱牧斋一起死节，钱牧斋怯懦不肯施行。于是河东君只身投水，又被钱牧斋“持之不得入”。这是钱柳故事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野史稗乘记载甚多。最后，钱牧斋还是和王觉斯（即王铎，清代大书法家）等三十一位南明官员共同献城投降。按清廷的规定，文武降官连同他们的夫人一律要到北京候旨发落。钱牧斋乖乖地去了（“随例北迁”），河东君却不肯同行，一个人留守南京，不久又回到常熟。寅恪先生在考订了这些史实之后，发为感慨说：“即此一端，足以愧杀诸命妇矣。”
 
不过当钱牧斋滞留燕都期间，河东君与一郑姓或陈姓男子有私情之事，已闹得常熟城里沸沸扬扬，致使钱牧斋的公子孙爱告到官府，杖杀相关之男性方才了事。第二年钱氏告病归南，不仅不责怪河东君，反而写诗为之辩护：“人以苍蝇汙白璧，天将市虎试朱颜。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茀班。”又据一些野史笔记所载，钱牧斋还为此事把自己的儿子大骂了一顿，说：“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也？”此语一出，据说“闻者莫不掩口而笑”。还有的笔记记载，钱牧斋尝写信给孙爱，云：“柳非郑不活，杀郑是杀柳也。父非柳不活，杀柳是杀父也。”可见钱牧斋倒真是一个情种。因此当日之江南曾流传“老王八”、“小王八”的说法，“老王八”指的就是钱牧斋。

>>>原文 凤凰网博报:刘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