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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公约提到：拥有不同性取向的人享有平等权利；开展对青少年的性教育，防止婚前怀孕(没有提防止婚前性行为)。这些在江晓原看来都是相当进步的。“如果你对中国的性状况和历史有足够多的了解，就能看得出这个公约的进步性。”
倡导多元、平等的性观念，是江晓原眼中的要点。“不同年龄和群体对性的态度有很大差别，所以某些问题不适合放在某些公开场合来讨论。但所谓‘文明’是指大家互相尊重和宽容，而不是站在‘左’的立场批评别人的性观念。”
对于有关行业的某些管理措施，江晓原表示，如果是一些被事实证明了的有效方式，那就要继续做下去。没有任何人批评的方法是找不到的。“管理不是说禁止它，而是以合法方式规范它。开放和管理并不矛盾，许多地方也正是这样做的。
比如某些场合提供安全套遭到批评，但在江晓原看来，这一行为和合法化根本是两回事。“道德上不应该被提倡，但是从防治艾滋病的角度来说，事情既然存在，就应采取防治措施。”
刘达临：《性文明公约》还不成熟
(刘达临，著名性学家，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
“《中国公民性文明公约》讨论稿并不是中国性学会提出来的，发起方只是到中国性学会寻求支持。在今年9月的‘2006中国国际性健康文化博览会’上，中国性学会只表示支持并倡导该公约。”刘达临这样解释《性文明公约》的来历。
当时，刘达临看了讨论稿之后觉得内容很粗糙，矛盾也很多，比较混乱。他签署的意见是：“这个行动很有意义，但内容有待完善。”在他看来，这个公约面对着理论、法律以及道德的多重考察，提出公约的人性学功底还很不够，不成熟的东西不能认可。
“有很多东西跟过去比都是进步，但是不是说比过去进步就是完善了。这个公约还远没达到完美的程度。性文明不仅要符合当下的情况，还要比现在的情况多迈出一步。也就是说，它不能仅仅对21世纪的前十年负责。”刘达临对《新周刊》说。
作为中国性学会下属的性人文学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刘达临愿意跟自己的委员会成员一起承担完善这个公约的工作。在明天的专业委员会会议上，他们将主要讨论这个公约的内容、讨论究竟什么是性文明。
“公约本身是没有约束力的，它的意义在于弄清楚什么叫性文明。”刘达临认为，文明国家在性方面只会越来越开放，不会倒退，全世界情况都是如此。
而开放也要分两种情况来对待。
一种开放是滥交、放纵，第二种则是文明的开放。目前性学界的现状是，口号多、内容少。即使是专家也很难提出成型的理论。而学术即使不能像法律一样去限制别人，至少可以在理论上让人知道能享有哪些权利，又有哪些事情不该做。
刘达临还指出，性文明要考虑到自由和纪律两个方面。人的性行为分为两种性质：一是本能的需要。“这一点需要开放，不需要被禁锢。但自由必须是健康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再者，人是社会化的动物，需要受社会约束，他们既受道德、法律的限制、又为知识所引导，习俗所影响。不可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社会的控制必须合理。”
性文明涉及到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比如说《婚姻法》，1950年颁布，经历了1980年和2001年两次修订。这是一个知识更新的过程，性文明跟整个社会的步伐是一致的。”
全社会都有责任推动性文明发展。刘达临告诉《新周刊》：“我举双手赞成普及安全套。”在他看来，反对者认为普及安全套就是乱搞的观点是完全不对的。“这只是第二道防线。”
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对于李银河提出的“卖淫非罪化”，刘达临的观点是，如果消灭不了卖淫，不如把它控制起来。但这样做也是利弊参半，“同时也会带来政治问题、道德问题等等，这些负面作用也要考虑。”
“这件事现在还在矛盾之中。怎么解决，不在于学者的辩论，而在于党和政府的决策。”刘达临最后说。(采访/孙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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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栾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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