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莓讲述：一笔良心的“高利贷”

2015年10月22日 18:15
来源：凤凰时尚作者：蓝莓

在下乡当知青期间，他欠下一笔债，而且还是“高利贷”，让他的心灵一辈子无法安宁。

蓝莓讲述：一笔良心的“高利贷”

在下乡当知青期间，他欠下一笔债，而且还是“高利贷”，让他的心灵一辈子无法安宁。

[本期关键词：良心]

1968年，李文清初中毕业，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他和他们班的十几名同学组成一个集体户，下乡到吉林省怀德县（今公主岭市）杨大城子镇金盆大队，成为一名知识青年。那一年他18岁。在下乡当知青期间，他欠下一笔债，而且还是“高利贷”，让他的心灵一辈子无法安宁。

第一章

杨大城子镇也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以前我父亲就在杨大城子邮电局工作，我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就是在杨大城子小学念的。当时我的同桌叫黄福臣，小名大黑。他家住在镇郊一个叫凤凰岭的小山村，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家里有他的父亲及两个姐姐。当时每到星期日休息的时候，大黑就请我去他家玩。春天，他带我上山打鸟；秋天，我帮他家收割玉米；冬天，我们上山打雪仗。那个时候我们相处得真快乐！

上到小学五年级时，因我父亲的工作调转，我们全家也随父亲搬走了，我和大黑这对儿时的“老朋友”就中断了来往。

下乡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对于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确实是又苦又累。当时我们所在的生产队又比较穷，干一天活只能挣到五角钱，生活方面就更苦了。我在家里都是靠父母，如今要自己独立生活，处处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尤其对农活，我根本不懂，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总之，在农村当知青的这几年，我吃尽了苦头，但也由此磨练了意志，树立起不怕苦不怕累的世界观。这给我今后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并让我受益终生。

1974年，由于父亲单位招工，我被抽调回城，分配到公主岭市邮电局做乡邮投递员。当时的乡邮投递工作在邮电局可算得上是最不好的工种。每天骑自行车走几十里路，还要风雨不误。如果下雨天不能骑自行车，就要背上几十斤的邮件步行。工资在全局工种里也是最低的。所以，谁都不愿意做乡邮投递员。因为我当知青的几年来都是和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深知他们的疾苦，所以我很愿意为他们服务，吃苦受累我也不怕。我每天都把党报、党刊、农民的信函、寄来的钱和包裹等及时准确地投到用户手中，十几年的乡邮工作从来没有出过一次差错。而且在乡邮这条路上，我向雷锋同志学习，除了工作之外还做了大量好事。

我因为工作干得出色，先后被各级组织评为吉林省劳动模范、省特等劳模、邮电系统全国劳动模范、省青年标兵。我还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并参加了全国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受到邓小平同志及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忆往昔，真是扬眉吐气啊！在农村当知青那几年的艰苦磨练，使我成了吃苦耐劳的典范，也成就了我的工作业绩。可是，有谁知道，就在那几年里，我也欠下了一笔良心债。它就像一笔高利贷，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笔债务越滚越大，几十年来一直压在我心头，至今都无法偿还。

第二章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记得1970 年的春天，我代表集体户去镇政府参加“抓革命促生产，狠抓阶级斗争，搞好春耕生产”大会，散会后巧遇我的小学同窗好友黄福臣。老朋友相见就别提有多高兴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大黑得知我下乡来到了杨大城子，乐得蹦起老高。可由于当时我着急回生产队传达上级指示精神，我俩还没近乎够，就匆匆分手。后来，大黑在农闲时一有时间就带一些好吃的跑来集体户看我，对我的生活非常关心。他还多次请我去他家做客。我去过大黑家很多次，大黑家里还有他父亲和二姐，大姐已经嫁人了。他父亲黄大叔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爱说爱笑的，当年有六十多岁。大黑告诉我，大叔以前在省里一个煤矿工作，因为在工作中讲了一句落后的话，就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下乡劳动改造了。

黄大叔对我非常好，就像父亲一样。我一去他就对我嘘寒问暖，然后就让二姐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做给我吃。二姐也像关心亲弟弟一样关心我，看到我的衣服划破了，就让我脱下来，不一会儿就给我缝好。我们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一样。我每次走时，大叔都告诉我，常来啊，有事没事都来家里看看。

1971年元旦放几天假，我们集体户的同学都准备回家过节，我也如此。可是我临走时还想看一下老朋友大黑，就骑自行车来到大黑家。大叔见我来了，十分高兴，他说：“你来得太好了，大黑的大姐在长岭县那边给大黑介绍个对象，他明天可以骑你的车去相对象了，这样不是更好吗？”我一听也非常高兴，因为大黑的父亲是右派分子，他的对象在当时是很难找的，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一个右派的儿子呢？于是，大黑就骑着我的自行车去相对象了，我也回不去家了，只好住在大黑家等他回来。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上午大黑走的时候还晴着天呢，下午就下起了大雪。而且这雪下得很大，一下就是三天三夜。大黑就被隔到长岭县大姐家里了，我也回不去家了，只能在大叔家等着大黑早日回来，同时也盼着大黑的好消息。

大叔是“右派分子”，不管是什么天气，都是必须要接受劳动改造的。每天天不亮，大叔就去生产队干活了，这样家里就剩下二姐和我两个人。我感到二姐是个大姑娘（只比我大两岁），我又是个小伙子，当时的年青人又没有什么可说的，两人在一个屋里待着实在不方便，我只好每天和大叔同时起来，吃完早饭，大叔去干活，我就到外边去溜达。大黑家屋后有一片小杨树林，我就冒着大雪，在小杨树林里走来走去，一天也不知走了多少遍，深深的雪地里留下了我一行行的脚印。三天的时间也不算短，有的社员看见我老在大叔家房前屋后走来走去的，就问大叔是怎么回事。大叔如实相告，问的人就夸我，说我“是个懂事的小伙子”，给予我很高的评价。

三天后大黑高兴地回来了，对象相看成功。大叔和二姐都非常高兴，我也一样。几天来等得很心烦，但换来了好的结果，我感到很值得。随后，我骑上自行车，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了。

但是，好景不长，也不知道是哪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家伙，把我和大黑全家来往密切的一切情况都汇报给了镇政府知青办公室。当时正是“狠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的年代，为此，知青办领导多次找我谈话，说我忘记了阶级斗争，说右派分子（黄大叔）对我的关心是有目的的，这是为了破坏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系列无中生有的大帽子从天而降。知青办领导让我必须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对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和反党行为要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斗争，彻底肃清其流毒。

当时我也很为难，黄大叔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啊，至于反社会主义反党的行为，就更是天方夜谭了！大叔对我就像父亲一样，我怎么能忍心批斗他呢？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只好请假回家，想躲几天再说。我在家躲了一段时间，不敢回集体户，可我也不能总在家里躲着啊！就这样过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我所在的集体户领导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批斗黄大叔这个“右派分子”，我也会被视为“与右派分子同流合污”而遭到批斗，将来回城工作、当兵、入党等等好事，想都别想了。

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来到黄大叔家，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大叔和大黑。大叔当时就表示：“孩子，你不要难过，也不要害怕，只要不影响你前途，大叔受这点苦不算什么……他们爱咋斗就咋斗吧，反正也不是斗一次两次了，挨过打的不怕打。”

第三章

我至今仍能深深地记得，1971年4月份的一天晚上，黄大叔被带到我们集体户所在的生产队接受批斗。当天晚上生产队召开由知青办领导参加的全体社员大会，生产队三间房子里坐得满满的，还有很多小孩和社员家属也来凑热闹。当批斗会开始时，大叔被押上会场。他老人家低着头，弯着腰，久经风霜的脸上流着痛苦的泪水。看到这一幕，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难受到了极点，这都是因为我啊！

接下来，是几个集体户同学的积极发言。他们高呼“打倒右派”“打倒反革命”“狠抓阶级斗争”等口号，黄大叔还得不断承认错误，一个劲地说：“我有罪，我罪有应得，我罪该万死，我死有余辜……”后来几个知青就动起手来打大叔。他老人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长年劳动改造，已经积劳成疾，又长时间地弯腰站着，脸憋得通红，已经汗流浃背了，再让他们打一顿可怎么受得了啊！当时我为了保护大叔，急中生智，也摆出一副要打的架势，“张牙舞爪”地在大叔的前后左右乱比划，尽量不让其他人靠近大叔。可我这样做，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一长就被人看出是怎么回事了。

我看到坐在前排的知青办领导冲我喊话，而且做出用力挥拳的动作，示意我使劲打黄大叔。我心想，这领导也太不是人了，这不是让我打我的亲爹吗？在批斗大会开始之前，知青办领导就对我讲明了，这次批斗大会必须要达到“震慑敌人”的效果，我是“必须要打的”，而且我的“批斗力度要强”，是否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就看我今天的表现了。如果我的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我和黄大叔两人都没有好果子吃。

这时台下的人群也情绪激昂起来，喊打声响成一片。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强忍着眼泪，走到黄大叔身前。我看见他老人家的眼睛痛苦地闭着，我的拳头举了起来，可迟迟没有落下。知青办领导看我这个样子，腾地从炕上站起来，质问我：“你在想什么！”于是……我高高地举起了拳头，重重地落在了黄大叔的背上。我这一拳打得大叔很疼，他沉闷地“哼”了一声。我的心也更加疼痛，愣愣地站在黄大叔身后，流下了悔恨和无奈的泪水。我的举动激怒了知青办领导，他大声地对我喊道：“给我继续，使劲打！”一些着急看热闹的群众也跟着起哄，大声喊着：“打！打！”我空白的大脑回过神来：我要是不打，别人也还得打，我还得挨处分。没有办法，我一拳一拳又一拳……每一拳都落在黄大叔的身上……

批斗大会开了两个小时，这也是我有生以来最漫长、最痛苦的两个小时。大会结束后，由我和几个知青押送黄大叔回家。二十多里的山村小路，又是午夜，很不好走。虚弱的大叔跌跌撞撞地走着，几次摔倒，又自己吃力地爬起来。我在一旁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可是我没有去扶，我连这个勇气都没有了。当我们一行深一脚浅一脚地到了大叔家时，已经是午夜两点了，大黑和二姐一直在等大叔回来。

见我也来了，大黑用一种无可奈何的眼神看着我，二姐在一旁只是落泪不说话。大黑问大叔：“他们打你了吗？”大叔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大黑，先是点头，之后又摇头，什么话也没说，就一头栽倒在炕上，紧紧地闭着眼睛。

面对这种情况，我真的很无奈，也真的很难为情。我的脸红得跟火烧云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的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似有千斤重，呆呆地傻站在屋里。我那时打破脑袋都想不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只觉得当时那个社会环境，真是让我身不由己，百般无奈啊！

我还有什么脸面来见大黑和二姐？从他们的眼神里，我似乎看得出来，他们是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了。从那以后大黑再也没有来集体户看过我，我也没有脸再去大黑家了。

1976年，在我被招工回城工作两年后，我听说黄大叔因为疾病，还没来得及平反就含冤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痛不已，不觉掉下了眼泪。黄大叔对我的好，别说是如何报答了，就算是道个歉也无法实现，这也是我人生中无法磨灭的痛苦和无可挽回的遗憾。后来我得知大黑结婚了，二姐也嫁人了，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我心里才算得到了一些慰藉。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每当回忆起当年我打黄大叔那惨痛的一幕，心里就像塞了一块石头，又凉又堵得慌。因为当时的社会形势所迫，再加上我的愚昧和无知，给黄大叔及家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和伤害，可这一切都已无法改变。大黑，如果你能看到这篇文字，请允许我向你道歉，希望你还能认我这个朋友。而对黄大叔，我只能对着苍天大声呼喊：“亲爱的大叔，我欠了您一笔良心的高利贷，今生今世都无法还上了！如果有来世，请您痛打我一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