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她的一生,才知道热搜上的顶流多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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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她的一生,才知道热搜上的顶流多苍白

可能是社会太过浮躁,所以每次她姐看到那些人生方向格外单纯的人物时,总会心生佩服。

就比如几天前因《故事里的中国》登上热搜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这个名字或许大家并不熟悉,但提到敦煌莫高窟,就绝对绕不开她的贡献。

被称作“敦煌女儿”的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莫高窟,并将敦煌研究院发展到如今的高度。

但她姐敬佩她,不仅因为她的工作成就,更是因为她的女性身份。

要知道,《国家宝藏》三季节目,每季十座博物馆,却只出现两位女院长。

而樊锦诗不仅是一位女院长,更是被大家广为称颂。

她是如何走到而今的,这一路的经历值得我们去探讨。

一个在烟雨江南长大的上海女孩,如何能在干燥荒凉,艰苦萧条的大西北工作生活将近六十年。

一名刚出社会的考古系学生,如何成长为一位将敦煌文化宣传到全世界的敦煌守护者。

在看完她的访谈作品和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后,我找到了答案。

为什么我说,樊锦诗的过往会成为大众对女性刻板认知的完美反证。

首先,第一个颠覆的女性刻板印象当然是身体素质差。

野外考古辛苦,敦煌莫高窟的考古就更辛苦了。

位于甘肃省最西端的敦煌市,是典型的暖温带干旱性气候。

冬冷夏热,干燥少雨,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黄沙日复一日地覆盖着这片土地。

别说考古,就连生存都是个难题。

但出生在上海小康家庭的樊锦诗,却能怀着对敦煌的爱坚持了近六十年。

1938年樊锦诗出生于北平,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母亲也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因此她从小受家庭浸润喜欢文学与艺术。

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课文让她对考古有了浓厚兴趣。

于是高考选志愿,她报考了少有女性的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

1962年,樊锦诗大三了,偶然读到了一篇名为《祁连山下》的报告文学。

到敦煌去!是的,他也知道这并不是容易的事。那是在“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塞外,在河西走廊的尽头,在祁连山下!

要到那种地方去,需要像古代的张骞一样的精神,像古代的苏武一样的毅力。

樊锦诗被文中以常书鸿先生(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为原型的主人公,对敦煌的热爱所打动,也激起了自己对敦煌的向往。

正好这个时候,学校提供了一次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的机会,樊锦诗当即选择报名。

尽管早有准备,但到了敦煌的樊锦诗还是被莫高窟磅礴的美给震撼到了。

在外面随处可见的泥土、线条、色彩,一进入了石窟就像活了一般,含笑的菩萨让她为之倾倒,喷涌的壁画让她目眩神迷。

这一切就像余秋雨所写:

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又喷得一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乐章。这里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人们的每一缕筋肉都想跳腾。这里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成图案,为这个天地欢呼。这里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嗔。

莫高窟,给予了樊锦诗对艺术的所有想象。

然而,和绚烂的洞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敦煌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

由于地处偏远,没有基础设施,大家住的都是破庙土炕。

陪伴樊锦诗的,除了永远也扫不干净的沙尘,就只有半夜掉在枕头上的老鼠。

因为没通电,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解个手还要到远处的土厕。

有次樊锦诗半夜出门,看到屋外黑暗中有两只眼睛泛着绿光,吓得她赶紧跑回房间一夜没睡,直到天亮后才知道是驴。

住得差,吃得也不好。

出身上海小康家庭,在爸妈宠爱中长大的樊锦诗,到了敦煌才知道世上还有人一天只吃两顿饭。

而就算两顿,配菜也是永远的“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

春天榆树结了榆钱,撒点盐和团面,蒸熟就已经是一顿美餐。

而又因为只有盐碱水,烧开也是苦的,玻璃杯上没几天就会结出白色的碱印。

生活环境差,工作条件就更恶劣了。

由于洞窟都在崖壁上,那时候还没现在的外部建筑,敦煌考古人就因地制宜做了一个蜈蚣梯。

顾名思义,就是在一根长的杨木椽子上,每隔30公分钉一根横木,做成梯子。

因为害怕爬蜈蚣梯,樊锦诗每天只好揣几个干馒头进洞,尽量不喝水,然后一待就是一整天。

果然,恶劣的生活环境使樊锦诗开始水土不服,又因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实习不得不提前结束。

临走前樊锦诗心想:“我再也不来这个地方了!”

然而,大四毕业分配工作,敦煌文物研究院向北大点名要之前去的四个实习生。

还没等樊锦诗犹豫,父亲急坏了,他写了一份厚厚的请求信让樊锦诗交给老师,想申请给她换个地方。

樊锦诗一想,犟起了脾气,既然说了服从分配,为什么又要搬出家人来为自己阻拦?

于是她截下了信,决定再度前往莫高窟。

而这一往,就工作到了现在。

自然,樊锦诗在这数十年里也想过离开。

但这期间的离开原因并非是生活环境的不适应,而是家庭因素。

而这也和身体素质一样,是很多女性在职场生涯受限的原因之一。

樊锦诗的解决方案并不精妙,却同样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在大学认识的,虽然对方话不多,却是一个非常细腻的男生。

发现樊锦诗喜欢到图书馆看书,彭金章就每天都帮她占一个身旁的座位。

看到樊锦诗常常带着一条手绢,也买一条送给她。

一来二去,两个人也就知道了彼此的心意。

大学毕业后,二人也响应号召,各自奔赴了祖国最艰苦的地方。

一个去往西北荒漠研究石窟保护,一个去往武汉大学创建考古专业。

但这一分,就是天南地北双飞客,再见不知是何时。

1965年秋天,彭金章主动赶往敦煌找到樊锦诗。

二个人许久未见,再次无话不谈,但唯有彼此的未来,谁都不敢提及。

直到临别的时候,彭金章突然拉起樊锦诗的手,轻轻说了一句:“我等着你……”

樊锦诗哭了,也知道了这句话的分量。

之后,彭金章还是一有时间就前往莫高窟看望樊锦诗。

虽然在西北风沙的摧残下,樊锦诗变土了,变糙了,长发也为了方便剪短了。

但不变的,还是彭金章喜欢的爽朗笑容。

1967年,樊锦诗借探亲假前往武大和彭金章在宿舍草草举办了个婚礼。

樊锦诗答应彭金章,等处理完手边的工作就到武汉和他生活。

然而没过多久,文革爆发了,樊锦诗就这么被迫留在敦煌。

可彼此的思念或许可以靠书信疏解,下一代的生活就成了问题。

1968年,樊锦诗怀孕了。

原计划在武汉生产,结果革委会不批假,最后只能落胎在敦煌。

等彭金章接到电报,挑着两大筐吃用,转五趟车赶到病房时,孩子正被赤身裸体裹在樊锦诗的“棉猴”里。

看到彭金章的那一刻,樊锦诗人生第一次放声大哭。

可即便如此,彭金章才待了十多天,就被喊回武汉工作。

敦煌找不到保姆,樊锦诗平时上班就只能把孩子捆在襁褓里。

下班远远能听到孩子哭声,她心里还踏实一些;要是没听到反而害怕起来。

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出生,教育也成了问题。

在那期间,两个孩子被东塞西放。

大儿子被送到河北姨妈家,被养得黑不溜秋,樊锦诗过去看时根本认不出来。

小儿子被送到上海妹妹家,最后离家出走,说要沿着铁路找妈妈。

樊锦诗那几年自顾不暇,一边担心家庭,一边又难舍敦煌。

有次听说只要半年不上班,就算自动离职,于是她放下一切跑去了武汉,最终还是舍不得敦煌。

“我越是压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画就越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

看到妻子如此为难,彭金章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

但此时的彭金章已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的主任,可为了妻子,他毅然决然前往敦煌。

因此,樊锦诗不止一次地表示,“彭金章是打着灯笼没处找的丈夫”。

作为男人,他能支持自己的事业,帮助自己生活,甚至愿意舍弃自己所创建的事业从头开始。

这些是很多家庭都不可能实现的情况。

幸好,优秀的人在哪都能做出成绩。

彭金章到敦煌后,开始发掘少有人往的莫高窟北区,并写出了一本《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研究著作。

夫妻二人也就这样在敦煌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着,如此相伴走过了三十余年。

有了丈夫的支持,樊锦诗就有了更多时间来忙自己的事业。

但樊锦诗之所以被我们如此称赞,绝不只是单单只是做一个院长。

更是因为她在任职期间有着超乎常人的前瞻性和开拓性。

而这份职场领导能力,同样是很多人觉得女性难以拥有的。

古迹的保护和利用是件难事,敦煌莫高窟就更难了。

简单来说三句话:过去损坏多、当前维护难、未来终消失。

莫高窟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兴建,后又历经隋唐、五代十国、西夏、元朝等历代的扩建,直到了北宋时期才因战乱掩埋至今。

虽然直至今日它依旧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但从北宋停建至今的一千多年里,莫高窟频遭战乱、毁坏、偷窃,以及千年不断的风沙肆虐,等到樊锦诗接手时,早已满目疮痍。

进入洞窟的动静稍微大一些,起酥的壁画都能纷纷掉落。

而这一切都是不可逆的。

所以明知他会消失,莫高窟考古人要做的,就是能让它留存更久,以及发挥它更大的作用。

而樊锦诗,这近六十年一共做了三件大事。

并且每一件,都是具有时代性的操作。

首先是古迹保护。

在救治壁画病虫害方面,樊锦诗率先实践国际化保护,通过与美国以及日本相关文保单位合作救治。

正是这一开创性操作,让我国的壁画修复技术和国际接轨。

直至今日,莫高窟的壁画修复技法已经有了一套领先世界的操作程序,并成就颇丰。

而第二件事,就是建立“数字敦煌”资源库。

既然莫高窟的消亡是不可逆转的事情,那有没有其他办法让莫高窟永远保存下来呢?

在莫高窟的影像还是都黑白照片的时代,樊锦诗就发现了电脑的功用性。

于是,她找到了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想建立起莫高窟的数字档案,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得以永存。

终于,在多年的筹备下,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线,一个个石窟都被360度高清记录下来。

也是从这天开始,全世界的人都能云端漫游莫高窟。

而樊锦诗所做的最后一件,也是与我们最相关的事情,就是莫高窟的旅游开发。

1998年,随着国家实行长假制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前往莫高窟旅游。

但游客进入洞窟,除了物理影响,洞内的二氧化碳、湿气、热度也都会瞬间升高,从而伤害壁画。

更让樊锦诗不安的是,那段时间敦煌政府还准备将莫高窟上市,进行商业开发。

而一旦上市,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模式势必会使莫高窟人满为患,从而加速壁画毁坏。

一边是文物保护,一边是大众受益,樊锦诗陷入了两难。

终于,她想到了一个结合环境监测和数字敦煌两个措施来调和的折中办法。

先对游客进入石窟后空气的变化进行科学检测,得出每天最多容纳3000名游客,每人最多停留两小时的数值。

然后向全国政协申请,在莫高窟15公里处建立一个敦煌数字展示中心,以作为游客集散地和莫高窟知识讲解处。

当游客到达景点后,先会被集合到敦煌数字展示中心观看《莫高千年》和《梦幻佛宫》两部科普电影,再分批乘车前往莫高窟。

这样一来,既让游客对敦煌的历史和比较典型的七个洞窟有了初步的理解,增加了游客的体验感,也从源头分散游客密度,缓解洞窟承载力。

可以说,樊锦诗针对莫高窟做的三件大事,每一件都具有其开创性。

保护古迹,是开我国文保和国际合作的先河;

旅游发展,是巧设集散中心,于国内景点率先实施游客限流制度,

而数字敦煌,则是跟进时代步伐,用数字技术使莫高窟永存;

这才有了如今的莫高窟做到了保护和利用的齐头并进,并享誉世界的盛况。

而当我们在回顾樊锦诗近六十年来的工作经历也会发现,她的每一步都在颠覆着常人对女性的刻板认知。

在狂沙漫天的世界里生活工作近六十年,告诉我们,原来女性也是不怕吃苦的;

紧跟时代,创新发展,告诉我们,原来女性也是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的。

从一个女大学生做到研究院院长,告诉我们,原来女性也是有工作能力的;

以及,告诉我们,在一个家庭里,原来也可以是丈夫为妻子的事业付出的。

看到这或许还有人会觉得,那有必要把樊锦诗和女性力量扯到一起吗?

不好意思,有必要。

只要是靠自己的能力在职场成就一番事业的女性,都值得拿来做女性力量的榜样。

君不见,仅仅是女性送外卖,开滴滴都会被激烈讨论。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么一句话:“虽然我不觉得女性比男性差,但有些工作就是不合适女人做。”

送外卖况且还只是奔波,考古更是身心俱疲。

可大漠黄沙下,樊锦诗忍渴、种树、学习、思考,每一步都没有屈居于男人之下,甚至还最终领先。

她坚持下来的事实不就在眼前吗?

为什么有人还会有“女性就是脆弱”的刻板印象?

难道只是因为樊锦诗当时是生活在一个“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

而我们如今不再了?

时代在发展,观念却在倒退。

当代女性在职场发展上的不顺,其实更多的问题不是在自身,而是社会层层的偏见。

这才是我要分析樊锦诗,要将她作为女性力量榜样的原因。

樊锦诗的经历告诉着我们,女性并不柔弱,并不短视,一样有能力。

以及,不必总是女性为家庭付出。

幸好,这样的激励就在发生着。

还记得两年前以湖南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绩,报考北大考古系的钟芳蓉吗?

她就是受到了樊锦诗经历的感召,才因热爱报考了少有女性的专业。

而除了樊锦诗,各行各业都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证明。

她们都是激励女性闯出自己一番成就的榜样。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她们被看到。

每多一个女生看到,就多一份被激励的可能,这个时代就会被改变一点。

所以,告诉她们吧,转发告诉她们,女性也可以,女性并不差,女性也能创造出自己的一番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