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岁月

婚后没多久，因为战争，夫妇相携逃到北京，那时，他们已经有了孩子。

初到北京，他们有过很艰难的一段日子，两人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一天一顿饭，“天天吃咸菜，吃了将近一年”。即使是这样，过惯了富足资产阶级生活的两口子“也没觉得苦”。事实上，在采访的过程中，两个人从不对生活的挫折与磨难抱怨，即使讲到那个最动荡的时期。他们只会说，抱怨也没有用，还不如把现有的生活过得更好。

三年以后，苗奶奶考上了教育部，成为部里的一名医务人员。陈老仍操旧业，进了中国人民银行。他夸奖苗奶奶说:“她的学习成绩一直特别好，上学的时候成绩就总是第一，教育部招人是要考试的，她还是考得那么好。”苗奶奶却说，自己是死记硬背，他才是真正的聪明，“点子多，主意正，哪怕在最困苦的时候都能找乐”。

之后的生活算是富足稳定。如果没有政治的动荡，也许日子也就那么过下去。但那个年代的人没有这样的幸运，苗、陈同样经历了那个年代人的不幸。

“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那是人人都不可避免的。”那时候，陈老被划为“党内走资派”，在单位也挨批斗。“当然苦，也感到冤屈，但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这样，也就没什么好埋怨的了。”

1968年，遇上干部下放，他已经从人民银行被下放到了工厂。“在工厂里，厂长和书记都比我低两级，我也就一辈子没涨过工资。”

他说，他很感谢苗奶奶，性格好，心很宽，能包容，“无论我有钱没钱，有工作没工作，从来没有怨言。好日子、苦日子，一样高高兴兴地过。”

“她能理解你，这个很难得。现在的年轻人，没钱、没工作了，也许就要吵架了。”陈老说，他们从不吵架。“争执两句是有的，但脸红脖子粗从来没有。”他说，总不吵架，也就不想吵架这个问题了。发脾气？那是什么也解决不了的愚蠢方式。

上世纪60年代的“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中，苗奶奶和一些干部也一起被下放到了农村。农村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她和同事一起住在远离村子的农屋里，门锁是坏的，屋里尽是蚊虫和老鼠，很吓人。更可怕的是，农民对“四清”干部们还很敌视，有时会听到干部被害的消息。她想了想说，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后来想起那段日子，真是很后怕。

陈老在家带孩子，每天中午，他都骑车回家，领着一群孩子去食堂吃饭，下班又迅速地赶回家，带着孩子们吃饭、写作业。在两人分开的两三年时间里，他们每周都通信，当然都是报喜不报忧。

陈老说，除了这两三年，孩子都是苗奶奶拉扯大的。“她劳苦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