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业巨头George Davies为玛莎百货（Marks and Spencer）创立了Per Una品牌，他告诉我:“时装业非常敏感，现在的气氛就是小心谨慎。”最近去巡视Per Una门店时，戴维斯发现，女性顾客不再提前购买体现“季节”的衣服，而只是一次性冲动购物或买一些必需品。她们已经放弃了期货市场，转向现货交易。

伦敦时装周的独立品牌展区人迹罕至，就像禽流感恐慌后我路过的超市家禽区。印度设计师Rohit Bal的英国代表William Stewart-Brown指出:“人变少了。由于信贷危机，这一季形势严峻。”

在我参加的一场时装秀上，T台上渐行渐近的模特们看起来也是满腹怨言的样子。不过，如果你能指望的正餐只是两支万宝路香烟和一根芹菜梗，你也会有怨言。一个无精打采的模特身上裹着一件外衣，看起来就像微缩版的黑羽绒被。英国Debenhams百货公司设计负责人Lisa Murray-Peacock解释道，“层层包裹”乃大势所趋。穿着考究的女性显然是在把自己裹在有保护作用的层层衣服之中，以应对经济不稳定与文明冲突。

照这么下去，不久，她们就会穿上凯芙拉纤维马甲，并把自己的救命钱缝到里衬中。因此，看炙手可热的天才设计师Christopher Kane展示一款自卖自夸的军用迷彩装，你会觉得挺好玩儿。如果穿着者走出服装店、去某个战区闲逛，这身衣服应该能帮她避免引起穆斯林游击队火箭炮的攻击。

我们不应该夸大时装与较宽泛的时代精神之间的联系。但是，Dior华丽的New Look系列确实标志着对战后朴素潮流的抵触。战后，官方曾敦促女性节约，用地毯边角料来制作帽子。而裙子长短随经济盛衰发生变化的观点，也在本周一些时装秀中放低的裙裾上得到了印证。

对于经济衰退可能对消费者行为产生什么影响，我在伦敦时装周上没发现多少一致看法。一些时尚追随者认为，消费者应该买一两件昂贵的长裙，放弃上衣。还有一些人认为，可以多花点钱买上衣，弥补长裙方面资金支出的减少。

每个人都在说:“富豪永远与我们同在。”一天下来，这句话听起来就像祷告。不过，富豪分布得太稀疏了，即便是现代城市伦敦，也是如此。奢侈品承销商应该担心的，是那些经济负担不太重的人群。其中很多人为金融服务公司工作，他们的财富随着这些公司利润的下降而出现了减少。

不过年轻的设计师Hannah Marshall仍然很乐观，我在新人展区与她不期而遇，她设计的时装以女性高管为目标客户。时装秀的组织者为这次时装秀定下的主题莫名其妙，把它定位为一个真正伦敦人的俱乐部，里面充斥着假装自己是真正伦敦人的时尚人士。不过，即便是植物图案壁纸和牡鹿头也不能削弱马歇尔誓要挺立三季的勇气。

大多数希望成为Vivienne Westwood那种设计师的人很快就会把资金用光。一个初出茅庐的设计师办一场秀竟然要花1.5万多英镑，而场地还是免费的。马歇尔用积蓄、政府拨款和汽车贷款资助自己的事业。她正在获得稳定的订单，“就快盈亏平衡了”。

她设计的上衣很能契合时代气氛，艰苦朴素、清一色的黑。此外，她还有商业计划，这是彬彬有礼的男设计师们回避的一点。她是带着一些胜算来的。某些年轻的设计师必须在服装贸易的灾难性启示中生存下来。否则，当我们从地下防空洞里出来时，大型零售商会发现，他们可以勒索的时装创意的对象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