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杨皇后仅仅因为是一个出身卑微的政治女强人，也不会引起后人多大的兴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出身卑微的强势皇后也绝非她一人，但是她却有意或无意地与中国的绘画史、鉴藏史发生了关系。我们今天在阅读古代的书画著录书籍中，在观赏收藏于北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南宋宫廷画家的作品上，常常会看见有一些署名“杨妹子”题诗、题画名或钤“杨姓翰墨”、有干支纪年的“贵妾杨姓之章”等印章的绘画作品。她为什么只在马和之、马远和马麟等少数院体画家的作品上题字？为什么后人会仿冒她的书法题在一些南宋佚名的画作之上？她为什么又被后人称之为“杨娃”？

最早解开这些疑问的是元代人吴师道（1283-1344），他在《礼部集》题《仙山秋月图》一诗自注云:“宫扇。马远画。宋宁宗后杨氏题诗，自称杨妹子。”（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可知杨皇后自称“杨妹子”。虽然我们不知道吴师道凭什么证据证明“杨皇后”就是“杨妹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见过杨妹子题字的绘画上有“赐大知閤”、“赐大太保”等题字以及古代皇后才能使用的坤卦印，因为《易经》中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另外，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相对而言，时代愈近，事情的真相就愈清晰。

但在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仪（约1329-1412）所著的《书史会要》卷六中却云:“宁宗皇后妹，时称杨妹子。书法类宁宗。马远画多其所题，往往诗意关涉情思，人或讥之。”陶氏将杨妹子变成了杨皇后的妹妹，也就是宋宁宗的“小姨子”，她“关涉情思”，还可能与姐姐争风吃醋。一个本来基本清楚的史实开始变得以讹传讹起来，竟因此影响了近五百年的中国书画著录史和鉴藏史。后来明清两代许多鉴藏家的书画著录书籍或士大夫的书画品藻随笔均沿袭此说，一个中国书画史上人为制造的“谜案”由此诞生了。

明代文学家、历史学家王世贞（1528-1590）又将这个谜案弄得更加的扑朔迷离，他在跋马远的名作《画水》图十二帧（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中云:“其印章有杨娃语。长辈云:‘杨娃者，皇后妹也。以艺文供奉内庭，凡远画进御及颁赐贵戚，皆命娃题署云。’然不能举其代，及遍考画记稗文俱无之，独往往于他迹见杨迹如一。按远在光宁朝，后先待诏艺院，最后宁宗。后杨氏承恩执内政，所谓杨娃者，岂即其妹耶？”（见李日华《六砚斋笔记》，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1月）马远此图册堪称绘画史上的赫赫名迹，流传有绪。入明为陆完收藏，后归王世贞收藏，内有李东阳、吴宽、王鏊、文伯仁等人题记。从此之后，人们又将杨妹子与“杨娃”联系起来，或视为一人；或视其为杨皇后的妹妹。为什么王氏会有此说？这主要是他误读了《画水》图上的杨妹子印章所致。在十二帧画上均题字的“赐大两府”上端，有“壬申贵妾杨姓之章”朱文长方小印。南宋内府用印为蜜印（又称水印），印泥用白芨水或蜜调制，有些还加入少量的珍珠粉。但此类印泥在绢上极易褪色，在经过了三百年左右的时间更是模糊难辨。所以王世贞将“壬申贵妾杨姓之章”中的篆书“姓”字误读为“娃”字，望字生义，凭空想象而虚构出一个所谓的“杨娃”来。由于对名人名家的过分信赖和崇拜，从而使得后人对他们的某些失误也深信不疑，这样的案例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史或艺术史上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人类的许多历史就是在接受这种误读和误解与真相的角逐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面貌。

1964年启功先生发表了《谈南宋院画上题字的“杨妹子”》一文（见《启功丛稿·论文卷》，中华书局1999年7月），通过对史料的研读，又对马远《画水》图上杨氏印章的仔细鉴读，纠正了从陶宗仪开始的误解和王世贞后来的误读，指出杨皇后即是杨妹子，也不存在“杨娃”此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台湾著名的书画家、书画史家和鉴定家江兆申先生发表了《杨妹子》一文（见《双溪读画随笔》，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1977年10月）。他通过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有杨妹子题字的绘画作品，以及美国收藏家顾洛阜收藏的杨妹子书法作品的研究，再辅之于详实的文献史料，披沙拣金，考据论证，进一步确定了杨皇后与杨妹子实际上同为一人，而“杨娃”则是人们杜撰出来的“空中楼阁”。此文比启功先生的文章论证更为详尽，图片和史料丰富，所以也更具有说服力。启功与江兆申两先生分析性的阅读和解释性的写作所得出的结论，后来得到了书画史研究专业人士的普遍认同。一桩弥漫在中国书画史、鉴藏史上近五百年的迷雾就此散去，谜案也终于真相大白。江先生曾在文章的结尾处无不感慨地引用了孟子的一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