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人总有一套系统，尤其是在牛市最火爆的时候—那时候华尔街内幕人士似乎占据有利地位，能比别人赚更多的钱。只要有机会，谁不想与他们一起投资呢？

以前曾担任分析师的亨利·布洛杰特(Henry Blodget)曾在2003年被美国证交会(SEC)指控发布欺诈性研究报告，后来他赔付400万美元达成和解。他在其博客Clusterstock上主张，许多华尔街资深人士都认为麦道夫在搞鬼。

布洛杰特称，这些人士并未料到麦道夫是在用客户资金拆东墙补西墙；他们猜测他是在利用从自身的大型做市业务得到的内幕信息，为自己的客户“抢先”做交易。这种猜测可以解释麦道夫稳健得有点奇怪的高回报。

即便华尔街人士不这么认为，麦道夫的一些百万富翁客户可能也会这么想。麦道夫去年在纽约菲罗克忒斯中心(Philoctetes Centre)的一场辩论中，自己暗示了这一点。他首先悍然断言，由于存在监管保障措施，“内幕交易违规行为不可能不被发现，肯定无法天长日久地隐藏”。

但他补充说，这属于“公众实际上并不理解的东西。如果你在报上发现某人违反了规则，你会说:哼，他们不一直在这么做嘛。”

的确如此，如果你有幸进入棕榈滩(Palm Beach)或日内瓦湖(Lake Geneva)畔的那些乡村俱乐部，你有一半会认为，这样的奢华很不光彩，另一半则会纳闷:“我怎样才能加入这个圈子？”麦道夫的推销，与华尔街基金经理在繁荣时期利用热门投资来诱惑普通人这一悠久而卑鄙的传统完全符合。

查尔斯·米切尔(Charles Mitchell)在上世纪20年代就是这样做的，他通过纽约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花旗银行的前身）的投资银行部门出售证券，该业务随后在1929年的股灾中崩溃。这一丑闻造成的结果是，1933年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规定银行与证券公司分离。

同样规模的丑闻上次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在那个时代里，进取型共同基金盛行，而对冲基金成了知名投资工具。

“1965年时的对冲基金??是华尔街仅剩的带有秘密、神秘、排外和特权色彩的堡垒。它们是美差中的美差。”约翰·布鲁克斯(John Brooks)在其描写上世纪60年代股市狂潮的《沸腾岁月》(The Go-Go Years)一书中写道。那场狂潮以1970年的股灾告终。

上世纪60年代也出现了一位伯纳德:伯纳德·科恩费尔德(Bernard Cornfeld)。他的投资者海外服务(Investors Overseas Services)曾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共同基金集团，最终却沦落为一场庞氏骗局。“你是否真的想发财？”是这位伯纳德对求职者提出的问题（伯纳德曾雇用2.5万人在欧洲各地逐门逐户销售共同基金）。

麦道夫比科恩费尔德更巧妙，因为他的销售对象已很富有（或者相当富有），并且偏好舒适的安全感而不是令人眩目但起伏不定的投资回报。这些人寻求的是对冲基金投资的特权再加上年金的安全性。这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拥有的，或者至少无法长期拥有，但麦道夫则向他们提供这种天堂境界。虽然我们现在会对这些人的轻信感到吃惊，但有两点确实让麦道夫看上去可信。

这是一个风险社会。麦道夫无疑是这个社会里最佳的编剧和一个最出色的演员。他所饰演的推销员用良好的美誉度和信誉度；高尔夫球会所、鸡尾酒会等奢华场；回报相对适中、且令人安心的回报率构建成一个在旁人看来是高不可攀安全保险的财富孵化器。并以最出色的表演用二十几年的时间让那些理性至上的人相信这个孵化器对财富的神奇功效。这一古老的骗局无法彻底消亡的真正原因正是由于人类对理性的无限推崇和“超值”发挥，而理性至上和理性万能也正是这个社会现代性的核心。“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观念。”现代性的阴暗面就是风险社会的出现。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说明，风险社会的存在只能表明对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知识之有限性的焦虑和无奈，因为风险的可能性更多地存在于未知之中。因为未知才风险，因为未知才焦虑。那么“庞氏骗局”不朽的原因是否是人类对理性的过度追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