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执行副总裁大卫·波阿斯认为，由于政府变得庞大而且权力越来越集中，致使富人们想方设法地参与到政策制定中。对此，公众已越来越表现出不满。因此，自去年当选以来，奥巴马已有多项拟任命富豪朋友为政府官员的计划胎死腹中。比如曾任奥巴马竞选委员会财务主席的女富商潘妮·普利茨克以及谷歌CEO斯密特，都是因巨大的社会压力，分别放弃了商务部长和政府首席技术官的机会。

西方领袖为何不避讳交富朋友

在西方，富豪结交领袖惹出事端的例子不少。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在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F1）老板秘密捐给工党100万英镑后，1997年任首相的布莱尔亲自要求免除F1禁止接受烟草生产厂商资助的规定。此前，布莱尔政府打算全面推行这一禁令。此事甚至在工党内部也招致非议。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与瑞士著名出版集团荣格集团的老板荣格是因同样酷爱雪茄走到一起的。当年荣格在柏林出版权威政治杂志《西塞罗》时，首期几乎就是“施罗德专刊”，结果招来德国媒体的痛批。施罗德退休后，被荣格聘为顾问。

为何西方领袖并不避讳与富豪出双入对？法国地缘政治学专家皮埃尔·皮卡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解释说，在法国等西方国家，公法和私法领域分割相当清楚，由于政府部门无权介入私法领域的商业和企业活动，因此政界对企业界最大的帮助就是制定有利于企业的政策和法律。皮卡尔说，虽然这样的关系越来越受到质疑，但法国并没有禁止政界人士与商界人士交往的法律，只要没被查出行贿受贿，就没问题；此外，各国也有要求政客每年通报与商界人士交往情况以及接受资助须上报等监督制度。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学者邱尔特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富豪与高官结伴的现象让英国老百姓愤恨不已，人们常将这些人比作“穿着西装的骗子”，但多数情况下，政治人物会很小心地将优惠政策传递到商界，让公众无可奈何。他说，按照英国的法规，离任政府大臣在接受与其过去负责行业相关的商业职务前，必须接受议会的问讯，但这套做法往往流于形式，“看看布莱尔政府离任大臣们的去向就知道了”。德国洪堡大学社会学家威斯巴格勒教授认为，无论如何，从道德层面上讲，这样的紧密交往必然引起公众的误解和质疑；从制度层面讲，则可能毒害西方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已重创了西方体制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