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院情趣，我们必被同化

交响音乐会、歌剧、歌舞晚会是匹配剧院这叠餐盘的浓汤，剧院不能平白无故空开着，需要软件迅速摄入。勿庸置疑，现在来到中国发生的高端演出中，最赚钱的莫过于音乐剧。这生意不仅影响票房，更是同化了国人对舶来物—剧院的情结。

资本主义使文化成为工业，使作品成为商品，于是套生了诸多秩序、逻辑和模式。纽约百老汇的那几条街是音乐剧的同义词，也成为世界上最势利、最无情、最喜新厌旧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衡量一切的标准仅是“票房”二字。这种铁硬的资本主义商业嘴脸决定了音乐剧的本质，成为令其存在、发展的基础。

以美、英两国为核心的音乐剧在其他国家的发展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不要说法、德这些西方国家，在日、韩这些亚洲国家里，观看音乐剧早成为国民主流消遣，时至今日，中国国门终于被敲开。门被敲开了，主人自然会问客人:“您要做什么？”外国演出运营商的答案是:同化市场。他们要去同化的不仅是运营方式，更重要的是观众情趣。而观众情趣被同化的过程，正与其市场建立的速度同步。中国自上而下的此类同步工作已在和谐稳健的行进之中。

音乐剧在美国最吃香的年头，是上世纪满地“美国梦”的20年代。那段年月是现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开端，强调奢侈、主张享乐的价值观成为社会主导；而这种观念的形成，正基于美国当时迅猛的经济发展，于是一切逻辑皆为商业逻辑，一切价值皆为商业价值。此种社会伦理与80年后的中国何其相似。这种大环境下，一边强调享乐，一边强调品位的音乐剧成为时尚一点也不足为奇。以上可称为80年后美国对中国的同化。

舶来文化在中国成为主流已不是一两天。以美国为首，不仅它的总统告诉全世界什么是正义的，它的歌星告诉全世界什么是好听的，它的影星告诉全世界什么是好看的，它的百老汇也在告诉你，你去剧院看什么才是最有品的。这种告诉，或称为蛊惑，由不得你不信，因为这些“产品”就像蝗灾时的蝗虫一样，漫天都是，哪怕你如悟空一般有个性，也还是不得不遂了耳边整日唠叨的三藏的愿。

西方的交响乐或歌剧从不漫天撒网，其秩序建立的严明性基于它知道只有一部分人会进剧院，并有本事找到这些人，将下周的节目单送到他们信箱里，此类运营只是在一个小圈子里建立一种逻辑，因为它明白自己的疆界在哪里。音乐剧却无疆无界，它是彻头彻尾的商业运营，张开血盆大口，希望吃尽一切，它力图自己的票务帐本如FBI的人口登记般密密麻麻。在中国，中西音乐剧商人没那么省心地以音乐剧作为商品为目的，他们要令音乐剧成为中国人的日用品，所谓，要培养中国人进剧院消费的习惯。准确说，“要同化中国人进剧院消费的习惯。”

剧院进入高端社交功能时代

西方音乐剧在上世纪中叶开始排斥最早吸引过来的无产阶级，而将兴盛起来的中产阶级作为主体消费者，因为，一方面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可以令票价有大额提升，另一方面这种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巧妙嫁接的艺术形式既给足了学养不明的中产者的面子，又会令他们不至于看不懂，甚至高兴得很。如今中国大城，满街花钱的人都是中产阶级，于是希望有中产阶级把钱扔到他们碗里的商人越来越多，此事未可厚非。

剧院符合了艺术的本性。自打人类社会有了阶级区分，每个阶级都在寻求自己的特权领域。当社会有了政治，那么政治家的特权似乎就无处不在。律师和法官的特权则属于法庭。每个人离开了自己的特权区域，特权就不再有效。活跃在剧场中的顶级富豪、特权阶层或者超级明星，不管他们去剧场是为了陶冶情操还是交流感情，或者想通过剧场拓宽自己的交际圈，剧院，似乎也是这些人的特权所在地。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高端艺术场所的功能性有两种，一种是文化驱动型，高端艺术场所提供着艺术表演的空间，并通过市场来引导着高雅艺术的发展；另一面它具有功利型，它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交功能。最近几年，京、穗、沪三地的高端文艺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袁岳并不觉得这样的发展势头过于迅猛。高雅文化和高端文化场所并不会曲高和寡，推广它们需要一定的技巧，而精英人士必须承担起部分责任。

“1/5真懂行，3/5附庸风雅，1/5不听白不听，凡是一样事物符合这个结构，就可以风靡起来。”袁岳从不认为附庸风雅有什么不好，“艺术是种素养，其中的‘养’字表示欣赏能力是需要培养的。一开始觉得还不错，发展到习惯，看多了自然就慢慢精通了”。

周小川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剧院里的权贵

周小川

周小川堪称多才多艺，可以用英文发表演说，还醉心于西方歌剧和音乐剧，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音乐剧专家，他甚至还有一名音乐剧秘书。由于工作关系，周小川要经常到国外，因此对音乐剧“迷”得早。他家里除了珍藏大量西方经典歌剧和音乐剧，还会自己谱写音乐剧。他的办公室放有一套高级音响设备，同事们说，他一工作累了，就会把音响开到很大声，然后陶醉在音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