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莓讲述：伤痕

苦涩又欢乐的童年

 1951年的腊月初五，白茫茫的大雪下了两天两夜，天寒地冻的冷。芬出生在长春市老菜市场副食商品后面的一个日本人盖的灰色二层小楼里。她家住一楼，紧挨着大门洞，屋里又湿又冷。但是院子很大，也很宽敞。院里有两口大铁锅是用来炒花生、栗子的，还有一台手推车。那时爷爷奶奶和他们住在一起，生活来源是爸爸和爷爷一起做点小买卖，每天出鲜货床子，卖点水果、蔬菜、干果之类的东西，挣点钱维持生计。

芬的爸爸妈妈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她上面有一个姐姐，她是老二。在她三岁时，得了“百日咳”，一声接一声地咳嗽，憋得小脸通红，小小的身体两头扣一头。妈妈给她吃了药也不见好，病情一天比一天重。妈妈急得够呛，就抱着她去大舅家想办法。舅妈看她病成这样，赶忙到隔壁的一个常年患气管炎的老太太家要来两片西药，说这药特别好使。妈妈连忙给她灌了下去。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她就口吐白沫，两只小脚上下乱蹬，抽了！妈妈吓坏了，挺着大肚子（已怀着弟弟），抱着已经小脑袋向后“背脖儿”的她，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家赶。走到院门口，爷爷看见了，从妈妈手里一把抢过她，大声喝道：“一个丫头片子，还治啥？死就死了，别糟蹋钱了……”一直脾气温顺的妈妈急眼了，一把把爷爷推了个跟头，就势抢回她。

妈妈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一路小跑，直奔“双桥子”中医院。那里的李大夫是远近闻名的儿科权威。李大夫在她身上扎了八九根银针，不一会儿她就止住了抽，小脸也一点点有了血色；又拿了几包灰色的药面，吃了几天后，她“百日咳”终于好了。是她慈祥的母亲又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1958年，国家有了“公私合营”的政策，因为她爸爸有文化，国高毕业，就顺理成章地进了某单位上班，工作是采买员。单位在长白路上，每天爸爸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那个年代，能有一辆自行车的人家还很少。到了周日，爸爸休息时就左手牵着她姐姐的手，右手拉着她的手，一起到儿童公园游玩。儿童公园到处是苍松翠柏，景色怡人。在绿草如茵的草地上，她和姐姐欢快地跑呀、闹呀、笑呀……不时弯腰捡几个松塔，装在兜里，留着回家玩。那种感觉真好！

记得爸爸手扶树干对她俩说：“孩子，这松柏树就是到了冬天也一样翠绿，像夏天一样挺拔又好看，不像别的树，一到冬天就枝叶枯黄落地上了！你们长大了要像它们一样不怕严寒，不怕困难，‘任它桃李争春暖，守我松柏耐岁寒’。”她那时还小，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但这句话，她始终记在心里。

1960年，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她当时也就八九岁吧。每家每户都要用粮证买粮，而且粮食是定量的。妈妈没有工作，每月只给二十七斤半粮。当时，每家的粮食都不够吃，妈妈把一个苞米面窝头掰成两半，一半给她，一半给她姐姐。那时每家都油水小，都非常能吃，每天都填不饱肚子。偏偏在这时，住在齐齐哈尔市的老姑和老姑父又来到他们家串门，一住就是半个月，也不张罗走。本来他们一家人都吃不饱，又多了两个大人，日子真是难熬。

那时的学校都上半天课。中午放学回家，下午她和姐姐领着弟弟一起拿着铁丝做的长钩子，到宽广的斯大林大街的路两旁去够榆树钱。姐姐个儿高用铁钩子勾，她和弟弟用手捋，再把榆树钱装在布兜里拿回家。妈妈就把榆树钱掺在高粱米面里做成窝头给他们吃。后来捋榆树钱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姐弟三人又去捋榆树叶子，妈妈蒸成窝头，他们吃得可香了……

有一天，趁着老姑两口子不在屋，她问爸爸：“我老姑他们怎么还不走啊……”爸爸说：“孩子，你老姑家粮食也不够吃，不然他们怎么能把两个孩子扔给老人，到咱们长春串门呢，也是实在没办法；你千万不要说赶走老姑的话，都有困难，咬咬牙就挺过去了。老姑是你的亲姑，我是她亲哥，人活在世上要讲仁义，要懂亲情……”

一天，爸爸下班后不知从哪里弄到半块半圆形的厚豆饼，妈妈用菜刀小心地一点点、一块块地削下来，放在水盆里，用温水泡开和白菜帮子炖在一起，吃起来可真香！

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流逝的岁月和封尘的往事，像一本扎满草刺的书，她真的不愿翻起——真的不愿、不敢、不想……

记得大约是1966年，初二的课程还没念完，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了。到处是张贴的大字报、标语，到处传来广播喇叭的批判声，还有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如火如荼的大革命之火燃烧猛烈，她家也未能幸免，因为爸爸年轻时，国高毕业后就参加了国民党，做谍报工作。爸爸被造反派揪出来，定为“历史反革命”，采买员的工作被剥夺了，每天劳动改造，扫单位大院，清理垃圾，打扫厕所……就连爸爸当采买员的每个月31斤口粮也变成了27斤。

爸爸被隔离审查的那段时间，遭了不少罪。白天，十多个造反派每天轮流吃饭，轮流休息，他们威风凛凛地坐在食堂的大桌子上，逼迫爸爸跪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一遍一遍交代问题；说一遍不行，说两遍不彻底，说三遍还有隐瞒。中午不让吃饭，到了晚上他们还不放过爸爸，将100度的大灯泡子挂在爸爸头顶烤着，整夜整夜不让睡觉，就是闭一会儿眼睛也要被踢几脚；吆五喝六地大声恐吓、谩骂，十多天不让回家……

妈妈和他们姐弟几人十分担心爸爸，可又不敢上单位去找，心里实在着急。就在爸爸离家的第十二天早上，终于被造反派们放了回来。爸爸用淌着血的右手推开了院门，一头浓密的头发被剃得精光；眼皮浮肿，消瘦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苍白得吓人，隔离前穿的整齐的衣裤被打得又脏又破。看见爸爸摇摇晃晃的身躯，随时就要倒下，姐弟几人一拥而上，抱着爸爸颤抖的身体，放声大哭！

当她和姐姐拿来了棉签，又从抽屉里找出“二百二”红药水轻轻地给爸爸上药时，发现爸爸脖子上的一道血印子很深，那是被批斗时，造反派把挂着8号线的粗铁丝系在爸爸的脖子上，铁丝已深深地勒紧了肉里。正赶上是夏天，天气热，人爱出汗，爸爸一定是钻心地疼。上着二百二，她和姐姐又哭成了一团。

爸爸紧闭着双眼，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她的头顶，轻轻地说：“爸没事，别哭了……”看见爸爸被折磨成这样，她的心在流血，这种撕心裂肺的疼她永远不会忘记。“文革”结束后，她还是常常被噩梦惊醒，梦见爸爸那血肉模糊的右手，还有那苍白的脸颊……

当爸爸在单位被隔离、挨批斗时，家里也不消停，街道上的造反派和委主任一伙把他们家的院墙上、木栅栏上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大字报上写着：“打到历史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爸爸的名字被红色的毛笔打上两个粗粗的大叉，十分难看又十分刺眼……

一天下午，十几个穿着黄军装的造反派凶神恶煞地踢开了院门，手里拿着大棒子，像土匪一样抄了他们的家——踢倒了桌椅板凳，把柜里的衣裳翻得乱七八糟，胡乱地扔在地上。妈妈连忙用身体护住她两个小妹妹。奶奶在去世前留给妈妈的两个金戒指和一个手镯都被抢走了，大约有20多本用黄表纸印的书也被烧成了灰烬……

这还不算完，造反派又逼着妈妈交出手枪。妈妈说没有枪，他们不信，连装白菜和萝卜的菜窖都被翻了个底朝天……他们几个孩子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家里没有盐了，姐姐一路小跑去买，仍然躲不过邻居半大孩子扔过来的石头子，还高喊着：“打死黑五类狗崽子！” 

上山下乡的日子                                                                                     

人的一生都要尝过苦辣酸甜，这才是完美的人生，然而揭开心灵的伤疤，是那样痛彻骨髓……

她姐姐是八中的学生，下乡到通榆县乌兰花公社。1968年12月，她随学校安排下乡到本市郊区的西新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到一个叫小凉山的屯子。他们集体户共十二个学生——六个男生，六个女生。刚下乡时对什么都感到新鲜，从来没有看见过社员家放在火炕上的火盆，从来没有看见过用辘轳把摇的大水井……然而，这一切的新鲜感很快就被繁重的体力活压倒了。

夏天，天还没亮就跟着社员一起扛着锄头去铲地，小小的高粱苗长得不到一匝宽就要开苗了，她学着社员的样子挥舞着锄头，把密密的多余的高粱苗左一棵右一棵地铲掉，留下健壮的苗。留苗要成拐字形，以利于通风。一根垄没有铲到三分之一腰就累得酸疼酸疼的，握着锄扛的手指好像僵了似的不听使唤。收工回到集体户，扔下锄头，她一头躺在炕上，浑身像散了架子似的，饭都不想吃……往墙上一瞅，满墙都是绿色的小苗，连眼睛都看花了。

那时代特别讲究历史清白，生产队的队长和会计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去了市里，到他们集体户学生的家长单位外调。回来后，社员们都议论纷纷，都知道她家有历史问题。他们户还有一个女同学家里也有问题。于是，有几个不懂事的半拉子（半大小子，只挣成人一半的工分）在干活时欺负她俩。春天撒粪时，她们女生每人挑着两个竹筐，几个半拉子用铁锹把粪戳进竹筐里，她们挑到地里，隔不远倒一堆。轮到她俩时，刚把竹筐放下，一个叫红脸子、一个叫白脸子的半拉子就猛地戳粪装满了竹筐，再用铁锹拍实成了。给别人都是浮漂地装满就行，对她俩则是拍了又拍。一天下来，她肩膀又红又肿，火辣辣地疼。干了两天后，户里那个家有问题的女同学就称病躲回家了，她仍然咬紧牙关坚持出工……

人生的十字路口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几年过去了，她们户十二个同学有一多半都先后抽调回城上了班。好心的社员王叔，看见她每天干活累得够呛，又知道她家里有历史问题，不是根红苗正，抽回市里的希望渺茫，就给她介绍了对象，是本屯一个勤劳善良的小伙子。这一年的元宵节，户里别人都回了家，只剩下她和另一个家有问题的女生留下看户。晚上户里一个男生来到她家串门，她爸问：“小芬怎么没回来呀？”那个男生说：“她还回来啥啊，有对象了，被对象家留下过元宵节了……”她爸爸一听急了，第二天一早背着十斤大米，买了二斤切糕，坐着汽车，又步行十八里地来到集体户，领她到小伙子家串门。见过小伙子父母，爸爸说：“我家小芬年龄小，也不懂事，我坚决不允许她这么小的年纪就处对象……”当天，爸爸就把她领回了家，并且严肃地跟她谈话，告诉她累了就回家住几天，26岁以前不许结婚，总有抽回城的那一天。

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是爸爸帮她掌舵，指明了方向。

春去秋来，星移斗转，最后他们户十二个同学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每天和大黄狗相伴，独自挺着那空荡荡的三间房……

在集体户干活累了，她就回家住几天。一天吃晚饭时，她妈妈擀了面条，又卧了两个鸡蛋，端给她吃。那时她已有了胃病，总吐酸水，烧心。爸爸说：“小芬，快点吃吧，面条软和……”可是，刚刚吃了几口，胃就丝丝拉拉地疼，她放下饭碗，手捂着胸口，双眉紧锁。“咋了，胃又疼了？”爸爸问道，“小芬，爸给你找药，你等着……”“找什么找？我不用你找！我疼死算了，疼死省心！人家别人家的成分都是贫下中农，为啥咱家不是？爸你年青时干点啥不好，偏要去当国民党，你害死我了！摊上你这样的爸，我真倒霉！看见我的同学一个个都抽回去了，就我每次政审都不合格，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死了算了……”

她越说越来气，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被她狠狠地摔在地上。然后，她掀开棉被，盖住脑袋，大声地哭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那时自己真是大逆不道，说出这样的话，无疑是在爸爸的伤口上撒盐，多伤爸爸的心！

1974年秋天，由于剩下的知青太少，西新公社开始组织并户，她从西小凉山并户到了三里之外的双龙台村。这个户的成员都是几个集体户抽剩下的人，还有七一届、七二届的毕业生。在新集体户里，她又坚持了两年。1976年的12月，西新公社特别给了双龙大队一个“可教育好子女”名额，她终于抽回了市里。苦尽甘来，结束了长达8年的知青长跑，她终于可以回家了。

爸爸看不到这一天了                                                                              

可是，当她用颤抖的双手接过抽调通知书时，却再也控制不住伤心的泪水，放声大哭。因为，她再也看不到亲爱的爸爸了。想起她那亲爱的爸爸，再也不能和女儿分享这骨肉团圆的天伦之乐了，再也看不见女儿那欢快的笑脸了，她的眼在流泪，她的心在滴血……

她的爸爸去世了，也就是在她抽调回城的两个月之前！1976年10月，各家各户都在买冬储菜，爸爸的单位也买了冬储菜分给员工。爸爸负责搬运，当他在扛着满满的一袋土豆时，一不小心，土豆袋子从肩头上滑落下来，砸在了右腿的膝盖上，当时就红肿起来。回家后，妈妈给爸爸敷上了“金黄散”，又给吃了“七厘散”。到了晚上十点钟，爸爸就发起了烧。一看体温计40度，妈妈连忙找出“安乃近”让爸爸吃下。可高烧还是不退，脸颊烧得通红，盖上两双棉被，还说冷。妈妈一看不行，赶忙敲开邻居老朱家的门，借来了手推车，和弟弟一起把爸爸推到了平治街上的二院。医生马上给挂上了吊瓶。

第二天一早，还不到7点钟，当妈妈把买来的牛奶和馒头端回病房时，爸爸就已经奄奄一息了，吓得妈妈一边高声喊着爸爸的名字，一边忙叫弟弟找大夫。可是，一切都晚了，她那慈爱的爸爸再也听不到亲人的呼唤了。他微张着嘴，好像有话要说，可是已经说不出来了，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爸爸的死亡原因，医生诊断是“急性败血症”。

当她得知噩耗，从集体户赶回家时，家里到处是一片哭声。看着墙上爸爸的照片，她哭喊着：“爸！那样狠的批斗，你都挺过来了，现在这么点小伤你怎么就挺不住了呢？！”

弟弟给爸爸单位打了电话，单位来了两个领导，他们对妈妈说：“他是黑五类分子，是专政对象，不能留骨灰，不能造成负面影响。”妈妈要求给齐齐哈尔市的老姑发电报，再给呼兰的王叔发电报，领导都不允许，说只能通知住在本市的亲戚，让丧事快办。

在爸爸出殡的那天，老叔不让她去朝阳沟火葬场，让她留在家里，陪伴她那哭昏过两次的妈妈。那一年，爸爸年仅54岁。她这个不孝的孩子，连爸爸最后一眼都没见着，这让她悔恨终生。

2006年5月，妈妈也去世了。他们几个孩子在朝阳沟买了一块墓地，立了石碑，把妈妈的骨灰和爸爸合葬在一起。因为爸爸没留骨灰，只好在爸爸的骨灰盒里放上一张照片。每年的清明节和春节，他们都会去扫墓，缅怀亲爱的爸爸妈妈。

蓝莓 凤凰时尚情感专栏作家

蓝莓，某报首席编辑，编辑、主持情感栏目十余年。文风质朴，重写实，轻虚构。关注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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