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国时装工会主席Didier Grumbach 而言，他在任10 年期间经历的最大行业变迁，就是全球化。俄罗斯、土耳其、中国和印度涌现出了Chapurin、Hussein Chalayan、Manish Arora 以及马可的例外。这些品牌近年来都纷纷在巴黎举行时装发布，丰富了时尚业的国际联盟。与此同时，巴黎与米兰也开始在所有关于时尚的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新技术的应用不再是大企业的特权。互联网也成为了时尚领域的决定性力量。世界正在打破阻碍，Grumbach 告诉记者：“这种不可避免的一元化趋势，并非要取代世界的丰富性，而是一种对于和谐世界的承诺。”
文/ 许佳 图片提供/Didier Grumbach
“我们正经历着重大的变化，就像1930 年的情况一模一样。”法国时装公会主席Didier Grumbach 说道，“不是前年，不是明年，正是今年。”
在1930 年美国对进口时装课以90% 的重税之前，世界上实行的是自由贸易。从2008 年起，中国输出欧洲的纺织品配额已经取消。“不再有国界，不再有配额。”Grumbach 说。
1961 年，接手了家族产业—成衣制造商C. Mendes 的Grumbach 决定前往纽约，看看是否能将成衣出口到美国。他头上戴着一顶在机场临时买的、有点小的帽子，拜访了当地的许多客户和记者，最后得到的结论却都是：我们没有准备好。三年之后，他第二次访问美国，在纽约广场酒店的一间套房里展示了Carven 等品牌的设计系列，Balenciaga、Givenchy、Courreges也都与美国的媒体见了面。这一年，
Grumbach 与美国最好的商场如I.Magnin、Neiman-Marcus、MarshallField’s 等签订了合同。
“ 巴黎针对的是国际市场。”Grumbach 告诉记者，“美国、中国都可以自给自足，但法国太小了，时装业必须依靠出口。”
1965 年，Grumbach 第三次访问美国，仍然入住广场酒店921 套房。随行的五名巴黎模特被关在套房里等待约见，无休止的等待和无所事事令她们偶尔发生争吵。他们没有想到，第一个按响门铃的人，就是ElizabethArden 公司的买手。Grumbach 回忆道，Arden 本人披着一件玫红色瓢虫图案的衣服，坐在沙发尽头，身后的随从非常安静。“她从来都不能容忍合作者的一点点批评，她喜怒无常的脾气给合作者带来巨大的压力。”每一趟展示结束，她的嘴里就吐出两个字：“24 件。”“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
的耳朵，”Grumbach 说，“每个款式24 件！”美国的买手们在每个服装线上所下的订单量，在欧洲都永远不可能实现。
30 年后，同样的事情在亚洲，在中国发生了。最有声望、最昂贵的法国时尚品牌和奢侈品品牌都来到中国寻找市场。“我第一次来中国时，中国完全不存在时尚。”Grumbach 对20 年前的中国给出了坦率的评价。20 年间，时装业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发生了巨变。谈起在10 年任期内经历的行业变迁，他不加思索地提出“全球化”三个字。
就如同1970 年代，日本经济的崛起为巴黎带去了三宅一生和高田贤三一样，如今的俄罗斯、土耳其、中国和印度也涌现出了Chapurin、Hussein Chalayan、Manish Arora 以及马可的例外。这些品牌近年来都纷纷在巴黎举行时装发布，丰富了时尚业的国际联盟。与此同时，巴黎与米兰也开始在所有关于时尚的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欧洲发出了共同的声音。新技术的应用不再是大企业的特权。互联网也成为了时尚领域的决定性力量。世界正在打破阻碍，少数民族风情将由多元化文明的综合形象来取代。Grumbach 告诉记者：“这种不可避免的一元化趋势，并非要取代世界的丰富性，而是一种对于和谐世界的承诺。”
再也不存在法国时尚或意大利时尚，将来也不会出现所谓的中国时尚或印度时尚。“我们已经看到了日本对西方服装的再诠释，马上也会看到中国与印度对此的演绎，而与之并存的另一种风格，则来自于弗拉芒、土耳其、塞尔维亚??创意，永远是未被探索的领域，时尚，也不再是强权的表达工具。”Grumbach 说。
B ＝《外滩画报》
G ＝ Didier Grumbach
B：您从1998 年开始就被选举连任法国高级时装公会主席职务。在10年时间里，您经历了怎样巨大的行业变迁？
G：最大的行业变迁就是全球化趋势。即使三宅一生和Oscar de la Renta早在１970 年代就闯入了巴黎时尚的视野，全球化的来临还是显得突如其来。我们曾经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一步一步地调整与日本之间的关系—那是在一个自我保护主义仍旧盛行的时代。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国家，个个都有着与我们不同的传统习俗、不同的商业行为、不同的教育系统，以及不同的法律规定。
在一个没有封闭和阻碍的世界里，我们的手段也要彻底加以改变。10 年前，Dior、Pierre Cardin、
Yves Saint Laurent 等品牌都只做高级订制服，它们的成衣和一切配饰全部通过授权许可来实现。但是今天，曾为这些品牌带来过巨大财富的授权许可经营已经成为过去。最具名望的品牌也开始做高级成衣，并且成为了法国最大的成衣出口品牌。
B：有史以来法国高级时装公会就一直用各种手段扶持和帮助法国的高级时装发展。如今你们有哪些举措？
G：品牌会衰老，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推出新品牌。在1990 年代中期，由于缺乏革新，我们的整个行业系统显得虚弱无力，国际媒体开始大肆鼓吹高级时装业的“垂死论”。面对这种情形，从1996 年开始，高级时装公会发起了新的审查制度，高级时装设计师们终于可以自己站出来选择“特邀会员”—通过他
人推荐，以及有名望的品牌提供支持和赞助的方式，我们容许越来越多的新兴品牌加入巴黎时装周。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专门的基金，作为新锐品牌进军国际市场的后盾。有许多品牌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比如Jean Paul Gautier—它在1997年春季时装发布时成为了首批“特邀会员”之一。之后，在一轮又一轮的时装季中，Viktor & Rolf、Felipe Oliveira Baptista、Franck Sorbier、Dominique Sirop 等又纷纷加入，先以“日程表之外”的身份展露天才，接着被同行邀请成为“特邀会员”。在此之前，我们只看到高级时装品牌接二连三将成衣系列归入旗下，而在此之后，高级成衣品牌也开始为自己增加高级时装线了。这种形式使得手工业成为了工业的高端行业，高级订制成为了高级成衣的高端行业，从而终结了将同一品牌的高级时装和高级成衣的设计权分别交到两位不同的设计师手里的，狡诈又荒谬的做法—事实上，在那种运作形式之下，由于缺乏工业体系，高级时装没有销路，会连带将为其提供资金后盾的高级成衣贬值。随着John Galliano 来到Dior，Alexander McQueen 来到Givenchy，全世界的记者开始重新将兴趣转移到高级时装业上。这些充满刺激观感的时装发布比最具诱惑力的广告都更有效力。
B：从193 0 年代开始起，高级订制的市场就一直在萎缩。今天据您的了解，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购买高级订制服？
G：首先，高级时装在近年来有复兴的趋势。世界财富在增加，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的富豪们都成为了高级时装的订单来源。其次，有许多顾客不是高级时装的常客，但他们是品牌忠实的成衣顾客。在一生中，他们总有些时刻，需要穿着精致漂亮的高级订制服，因此，当这种需求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考虑自己常光顾的品牌。所以，你如果问我高级时装的顾客数字，我很难确切地说出来，因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是品牌的顾客，只不过时不时地购买高级时装。
B：即便作为设计师的实验田，高级时装是否也有其存在的意义？
G：我认为高级时装是一种服务。虽然高级时装业的技艺一直在行业中保持最高威望，但它早已不再是一个职业。如今设计师的灵感也完全可以在成衣获得实现。早在1970 年代，高级时装的王者之路就终止了，对于品牌的热衷已经不再只是属于某个阶级的特权，而成为了一种全民参与的现象。虽然直到1960 年代，人们还坚持认为只有在订制时装中才可以找到创意，但这种观点逐步被打破了。
B：Alber Elbaz 曾经提到过，许多高级时装屋的工作人员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60 岁。针对人员老化问题，高级时装公会有没有相应举措呢？
G：高级时装公会旗下有许多时尚学校，除了培养设计师之外，还培养技术人员。今天，我们不仅把传统技术传授给学生，也教他们新的科技，例如激光剪裁。我们认为教育和培训是最根本的，所以人员短缺的问题不存在。
时尚业曾被严格地限制在法国本土发展，因此巴黎的时尚学院自然是最好的。但随着东京、纽约、伦敦、安特卫普等城市成为时尚中心，它们自己的时尚学院也诞生了。高级时装公会认识到，我们必须在巴黎成立一个具有国际规模的创意培训中心。1998 年开始，“时尚园（Cite de la Mode）”计划得以启动，它将于今年9 月开幕。在这个创新重于经营的时代，打破来自各国管理者和创意者之间的樊篱，将他们聚集在同一个屋檐下是非常必要的。
B：比起过去来，今天的时装设计师显然更为繁忙。他们每年要准备更多的款式，发布更多的系列。很多设计师都认为自己缺乏创作时间。对此您怎么看？
G：我认为这取决于每个设计师的情况。有些设计师除了做设计之外，还要从事媒体和公关事务。在我看来，如果他们能专注设计，那么只要配备一两个助手，就已经足够完成所有工作了。
B：这么说，很多设计师都成了明星，比如Karl Lagerfeld、Marc Jacobs 等，您认为这不是好事吗？
G：不，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其实早在1955 年，Karl Lagerfeld就开始受到媒体的注意，这决不是坏事。总的来说，这是个个人喜好问题，Martin Margiela 就从来不接受采访。
B：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拥有改变大众穿着之道和生活方式的更大权利？
G：实际上他们不可能拥有更多的权利或者尊严。他们拥有的只是对时尚趋势正确或者错误的认识。一个失败的系列怎么可能为他们赢得名声呢？
B：很多电视节目比如Project Runway、Fashion Fringe 都在做新锐设计师的选拔。以业内人士的眼光看，您认为这是有实际意义的，还是仅仅娱乐大众的真人秀？
G：在我看来，这种选拔只是真人秀而已，我一点也不关心。
B：今天的新晋设计师如果想要创建自己的品牌，成功的可能性大吗？
G：时尚业本来就是所有工业门类中最难操纵管理的，因为它恰恰需要由创意来灌溉培养。在品牌创建初期，创意设计必须强制性地占据主导地位，如此才能在下一步将发言权甚至决定权交给工业生产。我们不难理解，在著名的时装品牌里，和谐气氛是罕见的，能够长期取得成功也是极少见的例外。近10 年来比较成功的牌子，我认为是Dorien van Norton 和Martin Margiela。不过目前判断他们成功与否，事实上为时尚早。我不觉得现在他们的境遇比50 年前更难，只不过今天的新品牌需要更多资金。在这里我指的是成衣。对高级时装品牌而言，你需要的只有天赋。Chanel 当年只雇佣了150 名工人。很多享有盛名的品牌一开始只有设计师一个人，或者是两三人的工作室而已。
B：我们看到像Stefano Pilati、icholasGhesquiere、Alber Elbaz 这样的设计师目前都在历史悠久的品牌旗下工作，而不是自己创建新品牌。他们是否满足于这种现状呢？
G：这些设计师都拥有丰富而深刻的时装及其派生产业的宝贵经验。他们没有自己的名下品牌，而是加盟了一个与自己意气相投的知名品牌，将老品牌的精神进一步升华发扬。其实，一直以来，高级时装协会也正是由那些焕发青春的老品牌会员与新兴品牌会员共同组成的。1950 年代，像Worth 这样打着19 世纪传下来的标志的时装店总裁，就曾和Balmain、Dior 的总裁济济一堂。正如我之前说的，在订制时装年代，设计师直接面对顾客，不需要依靠代理多家品牌的时装店来分销产品。然而，开发一个成衣品牌则需要更多的资金与更多的人力资源。采购部门、计划部门、制作部门、销售部门、宣传部门无不需要雇佣具有良好资历，薪金也相对较高的专业人士。并且，你还要面对另一种困难：时尚品牌不会是一种永恒的存在，这种时间紧迫感也应该列入品牌缔造者的考虑中。
B：近两年，中国品牌吉芬和无用也开始在巴黎时装周做发布。是什么使你们选择了这两个品牌？
G：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选择他们。1930 年起，巴黎时装周就规定，新品牌的亮相只能在时装周的第一天或最后一天，因为老牌子一般都有自己的固定时间。最初，我们只是决定允许两个中国品牌在第一天举行发布，结果向我们提交申请的只有吉芬和无用而已。当然，在那之后，又有不少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品牌提交申请，但我们的标准非常严格，需要一个一个依次考虑。
B：您如何看待谢锋和马可这两位中国时装设计师？
G：马可在中国国内的品牌叫做“例外”，但她认为，如果只是把国内卖得好的产品带到巴黎展出，不会取得很好的效应，因此她特意创造了一个新的品牌“无用”，并且获得了巨大的关注。《世界报》用了整整8 页篇幅来报道她的系列，这种情形可谓前所未有。马可已经认识到，重要的不是把服装卖出去，而是创造品牌效应。她在巴黎获得的媒体效应，在上海和北京是无法达到的。目前我们所有人都很期待她的下一个系列，并且“例外”也将要参加巴黎高级订制试装发布。
谢锋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为欧洲市场特意做了一个系列，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打响了知名度，同时在中国也创造了品牌效应。不过他的起点只在中国，所以没有达到无用的那种极致效果。
要说一个时尚品牌如何获得成功，真的没有固定规则。每个企业都需要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在某个公司管理出色的领导人，来到另一个公司就可能会导致混乱。自然，也没有哪一种发展蓝图会比其他的更出色。重要的一点在于，想要成功，就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市场上，不能只想着“谁会穿我的衣服”。你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否则就不可能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在中国学习时装的学生一定要去国外学习。
B：这是你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设计师吗？
G：早在1991年，我正主管法国时尚学院的教学工作，当时第一个从法国时尚学院毕业的中国设计师方敏在回国之后担任西安纺织学校纺织系副主任，她就曾邀请我去西安讲学一周。历年来学校交流以及专业人士会晤一直没有中断过，令人联想起二战后美国与法国时尚界之间的频繁交流—各种时装秀、工业代表参观团、成立媒体与培训中心等。我们与宁波雅戈尔集团总裁李如成先生以及杭州汉帛集团总裁高志伟先生一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而最近一次2006年于北京举办的设计师创意空间和上海的新锐设计师联合展演，则犹如梅卡·唐东于30 年前组织的法国设计师东京专场的翻版。
B：在中国本土，有不少设计师也开始制作订制时装。在您看来，中国设计师有没有跨入高级时装的门槛？或者，他们只是在门口徘徊？
G：在法国，我们不鼓励设计师从高级时装起步。他们应当在成衣系列获得成功之后，再来开始高级时装业务，作为附加在成衣之外的一种服务。
B：可是Paul Poiret、Elsa Schiaparelli、Carven、Nina Ricci 这些品牌不都是从高级订制服起家的吗？
G：那是因为当时的巴黎没有高级成衣啊。
Didier Grumbach
出生于1937 年。从1998 年起， 他一直被选举连任法国高级时装公会主席的职务。在他在任期间的重要贡献有：2000 年6 月26 日, 法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一项两国之间既有特殊意义的协议，他们合作共同保护时尚业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抵制仿冒产品。2002 年改革轻减了成为“高级时装”的条款标准。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许多时尚活动如每年一度的“耶尔国际时尚节”取得了声名雀跃的地位。近期法国新锐设计师的北京联合发布会也得到如潮好评。
Didier Grumbach 重要经历
1963-1978：任家族企业C. Mendès 的总经理和董事职务。1968 年该集团已拥有10个高级时装品牌在全球的生产和销售代理权，之后更有1974 年Valentino 和1976 年Chanel 的加入。
1966-1978：任Yves Saint-Laurent 左岸品牌的联合创立人并任联席总裁。
1978-1998：任Thierry Mugler 总裁。
1967-1985：作为Paris Collections Inc. （巴黎系列）的创始人和总裁，成为第一个在美国组建法国成衣公司的人。
1971-1976： 作为Créateurs et Industriels（设计师和工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使年轻设计师联合了工业的力量（包括Emmanuelle Khanh、Issey Miyake、Roland Chakkal、Thierry Mugler 等。）
1985：参与巴黎时尚管理学院(I.F.M.) 组建，从1997 年起任学院终身院长。
1993：出版HISTOIRES DE LA MODE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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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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