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洋子《Imagine Peace Tower》,2007年
自工业时代伊始,女性应需求步入职场,但那并未改变千百年来社会对她们的物化和压迫,反而激化出“女强人”和“好妈妈”“好妻子”等身份的对立,延续对女性社会职能的价值评判。那么,当代女性如何征服职场,又该如何平衡家庭?不同艺术家的职场人生或许能为你带来一些感悟。
用才能证明自己
1970年,还在洛杉矶艺术学院上学的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将作品集投至 《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被主编一眼相中。 在这样一个推崇实验性、如“一幅等待填充的画布”的杂志,莱博维茨勇敢地发挥着自己的才能,三年后就坐上了主摄影的位置,一坐就是数十年。
安妮·莱博维茨自拍人像, 2017年
然而,莱博维茨看似开挂的职场之路也并非顺风顺水。卓越的能力为她获得了跟拍滚石乐队的机会,但其间她却染上药瘾,甚至传出为了买药变卖摄影机的谣言。
在直视 自身脆弱之后,莱博维茨选择克服,并在与自身的较量中重新找回方向。另一方面,她的作品也足够耀眼。因此1983年,终于摆脱药瘾的莱博维茨收到了来自老牌杂志社《名利场》(Vanity Fair)的橄榄枝 ,成为了该杂志第一任女主摄影师。
安妮·莱博维茨《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
安妮·莱博维茨《詹妮弗·劳伦斯》(Jennifer Lawrence)
这种注定从事艺术行业的天赋也体现在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身上。她从小成长在前南斯拉夫一个极端封闭的宗教家庭,25岁前都不曾有机会领略国际艺术氛围。 但超人的感知力却使她先验般地选择了行为艺术,因此在研究生毕业后,她一边教书、一边发展自己颠覆传统的艺术创作。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节奏0》,1974年
尽管一开始只是在小型工作室、学生中心等场所进行表演,甚至还要遵从母亲晚上10点前必须回家的宵禁,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她的事业得到了全面拓展。与艺术家乌雷相遇后,两人乘车环游欧洲,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同住,并穿越撒哈拉沙漠、塔尔沙漠等。
丰富的阅历成就了她更为成熟的作品。其中,反思家乡所面临的冲突的作品《巴尔干巴洛克》(Balkan Baroque)在199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了金狮奖,让世界看到了这位出身边缘的女艺术家的出众才能。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Balkan Baroque》, 1997年
选择适合的职业方向
被誉为“美国现代艺术之母”的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fe)从高中开始就在衣着和举止上显得特别,还任职学校毕业纪念册的艺术主编,深受老师和同学的欢迎。但真正开始学习艺术时,她对学院严苛的写实训练感到束缚,因此转而尝试了两年商业插画以及教学工作。
乔治亚·欧姬芙《牛头骨与玫瑰》,1931年
艺术家乔治亚·欧姬芙
在工作之余,她利用夏天时间继续学习艺术,并开始接触更为开放、强调个人风格和表达的艺术理论。与此同时,她也找到了生活与事业上的伯乐——画廊主、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成就了一场展览。自此,欧姬芙便更加义无反顾地追寻对自然独特、抽象的审视与描绘,开启了职业艺术家之路。
乔治亚·欧姬芙《马蹄莲》,1924年
尽管不似欧姬芙那样风云校园、学习也差,艺术家玛丽·劳伦辛(Marie Laurencin)却也曾是个怀有自己想法的鬼马女孩。也因为独特的个性,她深受以毕加索为主导的立体派的欢迎,自24岁时的首场个展起,画派的朋友们就总想把她归为门下。
那场展览上,毕加索还把她介绍给了评论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而在两人之后六年的亲密关系中,阿波利奈尔多次在写作中将劳伦辛称为“我们的立体派女士”。但劳伦辛本人却排斥与画派的联系,喜欢追寻现代诗歌中的梦幻意境。
玛丽·劳伦辛《Mandoline》,1935年
玛丽·劳伦辛《女子肖像》,1938年
与阿波利奈尔分手后,劳伦辛彻底摒弃了立体派对作品的影响,开始用笔触凌厉、颜色明亮的蜡笔描绘漂亮的女人,而这也为她带来了与芭蕾和时尚公司的设计合作,开启了真正喜欢的时尚事业。
让爱成为事业发展的动力
安妮·莱博维茨《小野洋子和约翰·列侬》,1980年12月8日,摄于列侬去世前几小时
小野洋子(Yoko Ono)在遇见前披头士成员约翰·列侬(John Lennon)时,已经挺过了作为跨文化背景女性艺术家最为艰难的时刻。她曾将自己完全被动地置身于舞台,任由观众接连用剪刀裁剪自己的衣服,直至全身赤裸、眼泛泪光。但1966年时,列侬却从她的作品中看到了动人的积极——直通天花板上黑色画布的阶梯,以及悬挂半空的玻璃板上映照出的单词“yes”。
小野洋子《切片》,1964年
小野洋子《YES Painting》,1996年
列侬是洋子的第三任丈夫,却也是她真正的缪斯伴侣。他们合作艺术、电影、音乐,很快以呼吁世界和平的“观念事件”系列作品而闻名。可以说,与列侬的相伴为洋子注入了博爱的能力,而就算在痛失所爱后,她依旧继续两人对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
2007年列侬生日当天,她将白色纯洁圆柱形光源置于冰岛岛屿,光线划破天际、穿破云层,是对列侬最深情的纪念,也将夫妻二人长期以来促进世界和平的事业引向高潮。
小野洋子《Imagine Peace Tower》,2007年
孩童时期的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高高的个子,看起来有点笨拙、“病态”,左眼垂坠,丝毫不像是未来开创女性摇滚新时代的明星。那时的她甚至因为自己像个假小子而产生自我性别认知障碍,但在现代艺术中看到了对女性的多元定义后深受鼓舞而决心投身艺术。
帕蒂·史密斯与罗伯特·梅普尔索普
1967年,初到纽约的史密斯依旧对未来毫无头绪,但与艺术家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的相遇让两个迷失的灵魂互相找到了方向。他们一起创作、相互支持,尽管最终梅普尔索普发觉了自己的同性取向,但两人的关系早已超越恋人,并持续了一生。
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亚威农少女》,布面油画,243.9×233.7cm,1907年
后来,史密斯遇到了她的“真命天子”——吉他手Fred Sonic Smith。她将重心转入家庭和对两个孩子的抚养。Fred Sonic Smith因心脏病去世后,史密斯带着他的希望和孩子带给她的动力重回舞台,以专辑《Gone Again》再次惊艳四座。她说:“我失去的爱人都曾相信我,我的孩子需要我,所以我有很多理由继续下去。”
安妮·莱博维茨《帕蒂·史密斯》,1998年
定义事业与家庭的关系
直至今日,人们提到李·克拉斯纳(Lee Krasner)仍会首先想到她是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妻子。诚然,她曾全身心地崇拜和支持自己的丈夫,也喜于看他发光发亮,但这段婚姻似乎无法概括克拉斯纳作为艺术家的全部生涯。
艺术家李·克拉斯纳
与人们对她的印象不同,克拉斯纳在早期是个不折不扣的奋斗青年。一心想要成为职业艺术家的她却不幸在毕业时遇上大萧条,不得不尝试了一切可能的活计,包括模特和餐厅服务员。1943年,她终于在公共工程艺术计划(PWAP)下得到一份稳定绘制壁画的工作,还专门拜师汉斯·霍夫曼(Hans Hofmann)以精进自己的创作。
李·克拉斯纳《24小时光线》,1979-1980年
之后,她与波洛克的相爱本是一段佳话。波洛克以革新的点滴画被奉为“美国现代艺术之父”,但在其光环之下,克拉斯纳的艺术天分几近被掩盖。尽管如此,她没有让婚姻吞噬自己的事业,始终保持个人创作,最终成为少数能在纽约MoMA举办个展的女性艺术家之一。
李·克拉斯纳《大地绿》,241.6×190.8cm
相比之下,大地艺术家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Christo and Jeanne-Claude)既是相濡以沫的夫妻,又是最为默契的搭档。学习哲学和拉丁语出身的珍妮在法国与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艺术家克里斯托相爱并结婚,而与丈夫一起筹划、执行大型户外装置项目也成为了她的职业发展方向。
一开始,碍于当时艺术界对女性的不友好,珍妮仅被称为克里斯托的公关和业务经理,但很快就被正名为共同创作者。
克里斯托《包裹凯旋门》,纸上铅笔和油画棒,43.2×55.9cm,2019年 © Christo and Jeanne-Claude
克里斯托《漂浮码头》手稿,2015年 © Christo and Jeanne-Claude
他们共同设想新作,而克里斯托则负责画稿。这份合作的默契以及对艺术神圣般的尊崇更体现在两人日常的相处模式中——就算去往同一目的地,他们也常常分乘航班——为了在一架飞机万一坠落,另一个人也能继续创作。对于他们来说,事业与爱情的交融是成就彼此的最好选择。
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勘查作品《Mastaba》的合适选址,摄影:Wolfgang Volz
尽管当代女性在职场中面临许多不公,但对于自身能力的培养、方向的把握、事业与家庭的权衡,依旧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而对于女性获得成就的最佳途径,职场和家庭都不是绝对答案。也许接受当代女性职能的扩充和自主判断,才是社会给予她们尊重的最好方式。
监制 齐超
编辑、文 育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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