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卡森的西装和眼镜:“我从未觉得自己完全是女性”

安妮·卡森的西装和眼镜:“我从未觉得自己完全是女性”

2013年,《纽约时报杂志》记者萨姆·安德森记下了安妮·卡森在纽约大学的一次登台表演。当时卡森穿着修身格纹长裤和深色长外套,翻领上走着白色缝线,胸前垂下一条鲜红领带,领带上是革律翁的纹样。这个长着翅膀的红色人物,来自她的诗体小说《红的自传》。

在安德森报道中,卡森身上白衬衫的尖领与宽领带形成清楚的几何结构,外套上的白线将翻领剪裁勾勒得干净利落,印着革律翁的领带尤其引人注目。服装让她与自己欣赏的文学人物建立联系,她别出心裁地把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也带入了日常服饰之中。

她给整套衣服起了名字:“奥斯卡·王尔德套装”(Oscar Wilde suit)——修身格纹长裤,翻领带白色缝线的深色长外套,以及印有革律翁形象的鲜红领带。整套造型带有一种刻意经营的旧式文人气质。

同年还有另一份独立的现场记录。在多伦多国际作家节的朗读会上,记者艾米莉·基勒注意到卡森身着贴身长裤、长西装外套,领带大得带有一点喜剧效果。卡森刚刚隆重出场,便面无表情地讲起冷笑话,说她的兄弟当天早上告诉她,她的形象简直毫无魅力。

基勒随即提醒读者,诗人擅长诙谐。衣服和话语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反差,外套带来庄重之感,但夸张到滑稽的领带和不经意脱口而出的冷笑话又令人忍俊不禁。

卡森在多伦多国际作家节的朗读会上

事实上,若把卡森不同时期的照片放在一起比较,这种反差会更明显。特伦斯·伯恩斯拍摄的早期居家肖像中,卡森留着齐颌深色短发,戴圆眼镜,坐在木椅上。宽松条纹衬衫搭配短裤,厚袜下面是一双运动鞋。与正式登台时的着装相比,这身衣服显得随意休闲,稍有中性感,宽衬衫和短裤也没有刻意强调身形。

而在其他的早期照片中,卡森身穿深色格纹女士套装,佩戴耳饰。照片里的齐颌发型较为蓬松,将面部勾勒出圆润的轮廓。若只注意发型、服装和饰品,卡森早期的服饰给人较为柔和的女性化印象。

而在后来的公开肖像中,剪裁清晰的外套和男装配件逐渐引人注目,西装的翻领与领带把视线集中到胸前,呈现出更鲜明、更富侵略性的直线和棱角,形成戏剧感的中性穿着,带一点复古绅士趣味。

特伦斯·伯恩斯拍摄卡森居家照片(左)

及卡森其他早年照片(右)

2006年《卫报》采访时,卡森身穿牛仔短裤与宽松白衬衫。到了10年代,男装元素已经成为她公开亮相时非常鲜明的特征。尤其是2013年后在媒体上广泛传播的那些卡森西装肖像。当时,卡森的公开形象逐渐突出男装剪裁,并形成了带有“王尔德风格”的个人造型。

晚期卡森发展出了不同的西装穿搭方式。2021年,《Interview》刊出摄影师克里斯托弗·谢尔曼为她拍摄的照片,把她晚期的个人风格表现得更完整:传统男装的结构,添上一些独有的个人趣味。

在照片中,卡森身穿灰色人字纹外套,与同色马甲、白衬衫构成层次,裤腿止于脚踝上方,露出黑白条纹袜。她把头发向后梳理,戴红框眼镜,脚上是一双鲜红系带鞋。这些单品确实容易让人联想到旧式男性学者,但她同时穿着黑白条纹袜和鲜红鞋子,红框眼镜又与鞋子呼应。于是,严肃的服装结构被活泼的配色打破了。

2010年《Interview》杂志,克里斯托弗·谢尔曼摄

2023年在蒙特雷大学朗读时,卡森穿着无袖红色连衣裙,佩戴垂坠耳饰,头发上还有红色发夹。但在2024年的朗读会上,她又穿深色长西装,内搭深色衬衫与图案领带。整体服装的色彩更集中,衣服覆盖身体的面积更大,轮廓更板正,给人的视觉感受更为庄重肃穆。

几张相近年份的照片可以看出卡森晚年服装风格的开放性,裙装与西服套装同时存在于她近年的公开生活中。鲜艳的红色既可以出现在裙子上,也常常成为领带或皮鞋的独特修饰。

在这些服装上,文学有了具体的形状。西装对于卡森的意义,需要沿着她具体的生活往回追溯。2012年,在埃莉诺·瓦赫特发表于 Brick 的访谈中,卡森说自己仍保留并常常穿着父亲的旧开衫,也喜欢模仿父亲穿上相似的靴子,学他的走路方式。

卡森在采访中表示,父亲的那件蓝色开衫她还留着冬天穿。她用“男子气概,又沉默寡言”(manly and reticent)形容父亲身上那种冷峻而含蓄内敛的气质。父亲在银行工作,不常在子女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扉。父女二人的兴趣和智识追求并不相同。模仿父亲的衣着、姿态,让她得以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接近那个不善言辞的男人,两人的亲密藏在这些心照不宣的细节里。

卡森在诗作《父亲的蓝色旧开衫》(Father's Old Blue Cardigan)中将这种情感描摹得更加复杂,诗中的开衫挂在厨房椅背上,那是叙述者常坐的位置,也像父亲过去坐过的位置。她进门后穿上它,重复父亲的习惯,在阴影之中沉默地静坐。

诗的记忆又转向一个炎热的七月午后。父亲把开衫扣子扣到最上面,脸上有一种令人不安的茫然。那件曾经熟悉的衣服,忽然显出他与周遭世界之间的错位。它保存着父亲的习惯,也记录着习惯不再能够继续维持的时刻。

与父亲带来的影响不同,古典学者艾米莉·威尔逊也在2024年6月4日发表的文章《安妮·卡森的神话》中,讨论了王尔德对卡森的影响。拙于言辞的父亲和妙语连珠的王尔德似乎相去甚远。卡森在2012年的采访中也明确承认,这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典范。她把对王尔德的模仿理解为自己反抗成为和父亲一样的人的阶段。

对卡森而言,王尔德的名字连接着古典教育、机智与一种用心经营的公共姿态。她将自己的服装风格称为“王尔德套装”,对王尔德的模仿同时呈现在个人着装和文学实践里。她借用王尔德外套的轮廓,也借用王尔德独一无二的反讽方式,在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放进一点玩世不恭的距离,有余地观察,有余地玩笑,也有余地暂缓外界向她抛出的问题。

就这样,父亲身上的寡言与王尔德特有的反讽融入卡森的个人气质与文学风格。两种看似相反的倾向,在同一个人身上长期共存。西装为她赋予含蓄的庄重感,夸张领带与红鞋又恰到好处地添上一点幽默。她的柔和女性形象与醒目的男装造型之间,有长期延续的个人趣味,也有自身处世方式的变化。

卡森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比媒体释出的西装照片早得多。2004年秋季刊《巴黎评论》发表威尔·艾特肯对她的访谈。谈话涉及《平原之水》中的作品《水的人类学》,艾特肯觉得其中的叙述者像个年轻男人,卡森却没有立即否认这个判断。

随后,她说出了那句经常被转引的话:“我想,我从未觉得自己完全是女性。”(I guess I’ve never felt entirely female.) 后面还有一句补充:“大概许多人也有同样的感觉。”

随后她解释,自己在人生不同阶段,对自身性别光谱的感受也处于不同位置。三十多岁时,她曾长期缺乏与女性身份的联系,但也没有明确觉得自己就是男性。她还谈到一种难以用现成词汇表达的、处于游移中的性别状态。可供选择的词语太少,连“中性”也不足以描述那种感受。她想寻找一个能容纳“性别漂浮”状态的词。

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卡森还坦言她对王尔德与同性恋男性文化的亲近感。卡森回忆,自己在高中时期迷恋王尔德,常与朋友模仿他的谈吐。她认为,这种阅读经验培养了自己的审美感受,也教会她以反讽面对自身处境。她把这种反讽与许多同性恋男性应对社会生活的方式联系起来。

2018年,阿根廷记者塔玛拉·特嫩鲍姆(Tamara Tenenbaum)在Infobae 访谈中,问卡森是否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酷儿偶像。卡森笑着回答:“从理想意义上说,我一直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同性恋男性。”

她把王尔德称为自己的理想。她也提到,年轻读者对自己的兴趣,可能与她“没有性别”(原文:no tengo género)有关。她曾在作品中书写同性恋男孩,也写过萨福。但她对“酷儿偶像”这个称呼的态度有所保留,在她看来,偶像常常是一包关于某个人想象中的假设,其中还时常夹杂着误解。

作品《红的自传》是卡森与酷儿文学关系最明确的文本。小说把希腊神话中的红色怪物革律翁塑造成一个敏感的少年,让他与赫拉克勒斯发生情感关系。同性欲望处在这部作品的叙事中心。学界常对此作展开性别认知层面的解读,着重关注作品中被标记为异类的人,怎样感受自己的身体,并在爱情与艺术中获得自我表达的可能。

作者:[加] 安妮·卡森

黄茜 译

译林出版社,2021-1

卡森在《红的自传》后续作品《Red Doc》作者自述中表示,她后来开始想象革律翁与赫拉克勒斯成年后的生活,作品把早年的爱情延伸到战争创伤与衰老中的相处,让两人以改变后的名字继续冒险。

而更早的作品《爱欲的苦甜》也提供了卡森在性别认知方面的思想线索,卡森从萨福对爱欲的理解出发,分析欲望与缺失的联系。萨福的情欲经验在这里具有理论上的分量,卡森借它思考人为什么渴望另一个人,以及欲望怎样改变对自我的感受。

后来,在《如果,冬夜:萨福诗集》(If Not, Winter: Fragments of Sappho)所对应的英文版导言中,卡森围绕萨福生活方式的长期争议展开讨论,随后写道:“看来,她了解并爱着女人,就像她热爱音乐一样深。”这个表述直接承认了萨福对女性的爱,也体现了卡森处理这一传统的态度。

油画《萨福之死》(局部)

作者: Charles Amable Lenoir

乔安妮·邹(Joanne Zou)2024年发表的评论文章《留下我们的痕迹:安妮·卡森作品<红的自传>中的酷儿成长》(Leaving Traces of Us: Queer Coming-of-age in Anne Carsons’s Autobiography of Red),把卡森的小说与酷儿群体的历史记忆联系起来。

邹在评论中把“成长”理解为一种持续携带过去的生活。我们通常期待成长小说中的人物离开旧日困境,获得更加完整的自我。但这种愿望也可能把过去写得过于圆满,仿佛今天的成功足以弥补当年的伤害。

但《红的自传》给予革律翁新的生活,同时保留他所承受的痛苦。赫拉克勒斯带给革律翁欢愉,也使他处于不对等的关系中。邹因此没有把同性欲望本身写成必然通向自由的保证。她重在讨论,人物在爱中得到承认的同时,还承受了什么。这个观察使小说中的亲密关系保留了真实的重量——找到一个同样能够进入同性关系的人,并不意味着自己的感受就会受到尊重。

社会可能把酷儿欲望判定为错误,一个人也可能在具体生活中爱上不适合自己的对象。两种痛苦并不相同,却可能同时落在革律翁身上。邹进一步注意到安卡什与革律翁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安卡什对革律翁翅膀的关注。卡森通过安卡什打开了另一种亲密关系的可能性:有人能够看见革律翁试图隐藏的部分,并对那部分生命抱有期待。

那条印着革律翁的领带,也许可以成为通向卡森心灵深处的重要线索。人们容易把卡森的形象变化视为某种逐年完成的蜕变,如同伍尔夫笔下的奥兰多,早年的性别认知渐渐退去,内心的另一重身份在晚年终于显露。

她把一个曾经处于英雄故事边缘、后来获得完整内心世界的人物佩戴在自己胸前。读者看见这条领带时,认出的既是卡森笔下创造的人物,也可能是读者通过理解革律翁而领悟到的自我。

2026年10月8日,瑞典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卡森。消息传来时,她身在冰岛雷克雅未克的家中。诺贝尔奖官方随后公布的照片里,卡森穿着一件深蓝色费尔岛提花毛衣,灰发垂在两侧,戴着标志性的红色镜框,握着配有红色保护壳的手机,脸上浮现些许惊讶。

照片中那抹红色,令人想起她多年前系在胸前的革律翁领带。十二年前穿着“王尔德套装”登台时,她把自己笔下的少年戴在胸前。而就在今天,全球读者把目光投向世界边缘的一间厨房,卡森身穿费尔岛毛衣和牛仔裤的模样映入眼帘,西装似乎也不再像是一段故事的终点。

那个独一无二的卡森,我们仍在期待她的下一次提笔、下一次登台的时机。

参考网页:

https://losarciniegas.blogspot.com/2020/06/an-interview-with-anne-carson.html?

https://www.interviewmagazine.com/culture/anne-carson-punches-a-hole-through-greek-myth?

https://lemonhound.com/2013/11/08/emily-keeler-anne-carson-at-ifoa/?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culture/anne-carson-wrong-norma/?

https://www.theparisreview.org/interviews/5420/the-art-of-poetry-no-88-anne-carson?

https://www.infobae.com/america/cultura-america/2018/10/14/anne-carson-creo-que-a-los-mas-jovenes-les-interesa-mi-trabajo-porque-no-tengo-genero/?

https://griffinpoetryprize.com/poem/fathers-old-blue-cardigan/

https://losarciniegas.blogspot.com/2020/06/an-interview-with-anne-carson.html?

https://cordite.org.au/essays/leaving-traces-of-us/?

(撰文:姝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