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北京奥运撰写新论文

卡特林和另两位同行合著的论文《反兴奋剂战斗中的医学和体育》刚刚发表在8 月号《内科医学杂志》（Journal ofInternal Medicine）。

这是他第三次为奥运会撰写反兴奋剂论文，前两次分别是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和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卡特林认为，这篇论文意义最重大，“因为它也是对我25 年职业生涯的回顾。”短短15 页论文，卡特林花了整整一年。

“兴奋剂第一次用于体育运动，是在1960 年罗马奥运会上，一名丹麦自行车选手因服用兴奋剂猝死。”论文写道， “从19 世纪末起，自行车手就开始服用刺激剂，但体育权威部门却没有采取措施。”

1981 年，一位国际奥委会成员找到时年45 岁、还是一名普通临床医生的卡特林，问他是否愿为洛杉矶奥运会建立一个运动员尿检实验室。

卡特林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他给了我一份禁用药物名单，我对名单上很多药物一无所知。另外，我是医生，不是化学家；所以就拒绝了他。”

当时卡特林无法理解，为什么很多年轻运动员会在事业巅峰期服用兴奋剂？“他们那么年轻，那么健康，兴奋剂对他们来说是多余的。”

不过，卡特林就此产生了研究兴奋剂的兴趣。他特意到一个体育馆观察运动员的训练。“我开始明白，合成代谢类固醇是多么厉害：它们能大大改变运动员的竞技状态——让你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举起更重的分量；如果你是一位奥运会运动员，这些改变就非常重要；但同时也会产生很多严重副作用。”

兴奋剂对运动员的体能到底有多大作用？“效果很明显，能有百分之五的提高。”卡特林说。

不久，国际奥组委再次找到卡特林，这回他答应了，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UCLA可以在赛后留下测量仪器。

1982 年，利用洛杉矶奥组委提供的资金，UCLA 奥林匹克分析实验室成立了，这是美国的第一个，也是全世界5 个同类实验室之一。从此，卡特林开始了和兴奋剂的“猫捉老鼠”游戏。

卡特林的第一仗却失败了。1983 年，他应美国奥委会的要求，向运动员介绍兴奋剂检测程序。这本意是让运动员熟悉检测流程，没想到一些运动员借此计算出兴奋剂排出体外需要的时间。这个项目很快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