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他看来，绿营也不是什么好角色。国民党固然存在党产问题，民进党又何尝不是呢——民进党的党产却是那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无形的“人民对专制戒严时代的恐惧”，和他们“冲撞威权体制后得到的一张没有填上数字和日期的支票”。“国民党的党产要不追讨回来的话，永远也洗刷不掉黑金的阴影。而假如我们不把民进党的这张支票，拿回来充公或撕掉的话，那我们将永远生活在每逢选举就嘶声呐喊的无奈与恐惧中。”

开设计公司的蒋友柏把营销理念也引入到了对台湾政治的批评当中——“我最近几年的观察，民进党与国民党不习惯也不懂得用正面的方式来操作竞选策略，每次到了选举，这两个党用的都是负面的策略；他们没办法带给选民“hope”（希望），却很会操作“fear”（恐惧）；绿营总是不断地提醒民众以前国民党时代做的一些错事，国民党政权如何在中国大陆战败、如何在台湾实施独裁统治、二二八、白色恐怖、美丽岛事件，一连串抗争、牺牲追求民主的历史过程，不断地重复向选民提醒那一段岁月，勾起他们不愉快的回忆，再把这一段不愉快的回忆跟国民党画上等号。而蓝营的选举策略也是一样，不断地提醒他们的选民，说什么民进党选赢了就会“去蒋”、“去中国化”、把外省人赶走、把军方眷村和公务员的福利取消……，两党全部都是操作“fear”的策略来恐吓选民把票投给他们。”

纨绔子弟的早年

1996年，父亲去世。在陪护父亲的最后时刻里，蒋友柏发现学校已经不能满足自己，他中断了在纽约大学的学业，开始了自己闯天下。

如果蒋孝勇不是在48岁的年纪就英年早逝，蒋友柏的人生“应该”是另外的一种风景:他“应该”去父亲的公司实习、上班，父亲“应该”会介绍很多人和他认识，“应该”会有很多人找他来谈未来的计划。

这一切都在1996年戛然而止，蒋友柏当然会有很多很厉害的关系，而他也一直在说“人在人情在”。

他可以去从政、去做传统的生意，“蒋”这个招牌是可以打的。

但他选择了设计业，他说:“我没法选择我的身世背景，但我可以先断了所有可利用的资源。”

这让外界都大为吃惊，也让人们注意到这个外表英俊的蒋氏后人。

当年他也曾是纨绔子弟。19岁时在纽约做房地产生意赚得第一笔160万美元的佣金然后他努力靠做期货赚钱，可也挥霍无度。

中学同学来看他，豪爽的他直接拍出来回机票接同学，带着兄弟们去吃米其林推荐（米其林是历史悠久的专门评点餐饮行业的法国权威鉴定机构，其出版的专供选择餐厅的指南，即《米其林红色宝典》被美食家奉为至宝）的法国大餐，只要觉得红酒不错，来个五六瓶是非常正常的。

一次和朋友约在纽约最热门的酒吧Chaos见面，朋友先到却无法进去，蒋友柏到了以后和门口保镖握握手就带着朋友们进去了。

这个时候他对母亲说:“No news is good news！”（没事情发生就是好事）

为什么还要回台湾呢？他给的第一个解释是这里才有挑战，看一看已经“换了天地”的台湾会如何对待他这个另类蒋氏后人。再有就是碰到了老婆。

接触蒋友柏，会发现他是一个彬彬有礼有教养的人，可这样一副外表却掩盖着一颗叛逆的心。

初回台湾，他不去做驾轻就熟的投资银行，而是和老婆（当时的女朋友）跑到西门町去过一个月两万新台币的日子。

他说:“我把自己降到最低，看看可不可以活，倘若可以活，我再试着爬到最高规格，然后看看在这之间会不会找到方向。”

在西门町的8个月，蒋友柏有两个感悟:一是可以看到自己到底拥有什么，二是要有“本事”，也就是说要有好的本钱才能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