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产“二胎攻略”：到美国生比北京花钱少

跨界者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廷芳的眼中，二孩观念的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叶还记得，1990年代初，他与一群作家从兰州出发去敦煌，车上他谈起对人口问题的思考，认为一孩政策破坏了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态。结果遭到了众人的嘲笑：“中国这么落后，还希望人口多？”

多年过去，他却发现社会对于二孩的看法悄然转了向。2007年，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该提案成为著名的“叶廷芳提案”。据搜狐网调查显示，近七成网民表示赞成。

2009年下半年，珠三角企业开始频频出现劳工荒，企业纷纷招不到工，进入2010年后，在中国传统春节的压迫下，劳工短缺现象更加明显，用工缺口日渐增大，以至于一些企业不得不放弃到手的订单。“中国人口红利将结束”的论点盛行。

2011年和2012年两会的一大亮点，是出现了很多有关人口政策的提案议案。

由于影响深远，除了专业人士，中国人口问题还吸引了许多“跨界”研究者，成为参与度极高的全社会论题。携程网董事长梁建章就是最著名的一位。2006年，梁建章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经济学博士后。他在对比研究日韩、印度、美国等国的人口趋势后认为，年轻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经济活力。

一个可供比较的对象是日本。梁建章赴日考察时，惊讶发现日本出境处填表格的地方配备了三副不同度数的老花眼镜。这位商人也曾带领公司管理层拜访一家日本同行公司，会议桌两边，中国高管都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对方公司的高管却都是60岁左右的鬓发灰白的老人。

“日本二十年的经济萧条，与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密切相关。”梁建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梁建章选择频繁发言、自拍纪录片，呼吁彻底改革计划生育制度。他甚至劝商人朋友生二胎：“这算是为社会做贡献”。

2012年3月，梁建章与北大教授李建新出版《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这本书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合作方法：李建新从社会学的角度，梁建新从经济学的角度，共同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正逐渐萎缩，现行生育政策严重滞后”——这是两人共同得出的结论。

广泛参与所产生的合力进一步推高了为计生政策“松绑”的呼声，甚至是一些体制内的学者也开始转向。

2009年末，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两人的发言，遂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

“以前的政策在低收入条件下有效控制了人口。”胡鞍钢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解释自己在人口政策立场上的转变，“但我们已是中等收入，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发生了变化。”

1992年起，中国总和生育率就低于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生育2.1个孩子）。2011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仅有1.18。这意味着中国早已进入了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

如今，让叶廷芳欣慰的是，他所接触的90%的人口专家都赞成放开二胎。而人们的观念也在悄然发生转变：

2010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就生育做过网络调查，超过6000位的参与者中，有77.5%的人认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是最理想的状态。

二胎在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情绪和潜秘密的同时，也催生了“二胎经济”。深圳一些早教机构，设置了“一个家庭可以共享课时包”的规定，把原属一个孩子的“课程包”划成两半，分给“二胎”——这样既不会增加家庭早教成本，也可以让两个孩子同时接受早教。

义乌商人徐雪金，则做起了另一种尝试。2009年，他将生意交给妻子，自己则当起了“全职老师”，专心教育一对儿女。一年后，他成立了“在家上学联盟”。

如今，联盟成员大概为2000人。徐雪金介绍，在家上学联盟的家长很多会选择生二胎，因为户口对在家上学没有太大作用，也会更关注家庭环境的健康。深圳卓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邹先华则更具幽默感，他颁布命令：凡是中层员工生二胎，他都出10万元的罚款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