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尤特鲁卡《静物与贝多芬面具》,木板油画,55×43.5cm,1937年
2020年是音乐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诞辰250周年(1770-2020)。他是天才作曲家,也是不断和命运抗争的英雄,更是伟大的艺术家。250年过去,他给后世留下的遗产不只是音乐。
音乐和艺术(这里指狭义上的绘画)乍看似乎泾渭分明:一个是听觉审美,一个是视觉艺术,如何能打通壁垒共同欣赏?然而,虽然历史上音乐家和艺术家各有不同的称谓和影响范围,但音乐和艺术确实有相通之处并不断影响彼此。
惠斯勒《黑金夜曲——坠落的火箭》,布面油画,60.3×46.6cm,约1875年
视觉艺术一直受到音乐的影响,反之亦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西方现代艺术家们对音乐的兴趣大大提高,至少从画名来看是这样的:
惠斯勒《夜曲》,布面油画,39.4×62.9cm,1872-1878年
詹姆斯·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在19世纪末所画的《夜曲》与肖邦的同名钢琴独奏曲有着密切关系;保罗·克利(Paul Klee)的几何抽象作品《复调》中也蕴含着对巴赫复调合唱作品的无限热情。
保罗·克利《复调》,亚麻布彩绘,66.5×106cm,1932年
斯图亚特·戴维斯《摇摆风景》,布面油画,220.3×439.7cm,1938年
前卫艺术的杰作则以当时流行的爵士乐为灵感,从斯图亚特·戴维斯(Stuart Davis)的《摇摆风景》到彼埃·蒙德里安的《百老汇爵士乐》,再到亨利·马蒂斯的《爵士组曲》,一张现代艺术里程碑的清单几乎等同于西方音乐的时间轴。
彼埃·蒙德里安《百老汇爵士乐》,布面油画,127×127cm,1942-1943年
亨利·马蒂斯《爵士组曲》,书籍,42.5×70.2cm(展开),1947年
沿着时间轴回溯,贝多芬作为欧洲古典主义时期的作曲家,他将古典主义音乐推向高峰,并预示了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到来。其作品广泛的创作题材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他离世后近两百年内展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永恒价值,一次又一次地激发了视觉艺术家的创作灵感。
01. 音乐性
贝多芬被人们注意到首先是因为他的音乐。其一生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前后欧洲社会的剧烈变革,作品是时代和个性结合的产物,极大地扩展了交响乐的思想内容,使之成为能够反映社会变革的体裁。内容的广阔也使音乐具有非凡的气势和力量,影响了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等一批艺术家。
透纳《梅尔罗斯修道院》,纸面水粉,19.7×13.5cm,1822年
人们熟知透纳是19世纪英国“光的绘画大师”,但其广阔海景画的背后也隐藏着音乐元素。他与当时的管风琴师、作曲家约翰·丹比关系要好,后者很可能培养了画家对音乐的热爱。
透纳《The Fighting Temeraire tugged to her last berth to be broken up》,布面油画,122×91cm,1839年
透纳一方面致力于提升当时风景画的地位,希望向世人展示风景画的多元与魅力;另一方面,他的作品越发表现出一种突破疆界的欲望——试图把音乐和绘画两个世界拉到一起,并鼓励人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每一种艺术。
透纳《风暴》,布面油画,54.6×77cm,1840-1845年
透纳《雨、蒸汽和速度,大西部铁路》,布面油画,91×122cm,1844年
他的画作与同时代的浪漫主义音乐家柏辽兹和门德尔松有直接联系,而门德尔松又对贝多芬倍加推崇,创作有致敬贝多芬的《d小调庄严变奏曲》(作品54),浪漫主义基因一脉相承,也因此体现在透纳的作品中。
安塞姆·基弗《夜的命令》,布面丙烯、乳胶、贝壳粉,356×463cm,1996年
贝多芬的音乐也给了当代艺术以启发,安塞姆·基弗便是他的忠实粉丝。作为战后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基弗的创作充满强烈而忧郁的美感,隐含着一种饱含痛苦与追索意味的历史感。他在访谈中提到,自己也会从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中获得愉悦奋进的鼓舞。
安塞姆·基弗《Lilith》,布面丙烯、乳胶、贝壳粉、木炭、灰烬、黏土、毛发、铅、罂粟等,380×560cm,1987-1990年
安塞姆·基弗《所有日子的夜晚,所有夜晚的日子》,纸面水粉,83.8×62.2cm,2014年
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的展览中,以“场景”艺术闻名的英裔德国艺术家提诺·塞格尔(Tino Sehgal)改编的贝多芬声乐由两位舞者在展厅中表演呈现。先不谈艺术价值,在以静谧为传统要求的博物馆里,这场行为艺术简直是一次惊心动魄的体验!
02. 精神性
若要说哪位艺术家与贝多芬的精神最契合,那似乎应该是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这并非巧合,而是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共通性。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吕根岛的白垩崖》,布面油画,90.5×71cm,1818年
弗里德里希一生都以浪漫、情怀和有灵性的追求方式来表现风景画,坎坷悲痛的成长经历使忧愁和自然成为其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他常漫步于山林海滨,探索自然风景的神妙,在作品中混合古典主义的严谨和浪漫主义的情调,传达了崇高的精神力量。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海上月出》,布面油画,55×71cm,1822年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冰海》,布面油画,96.7×126.9cm,1823-1824年
其最著名的代表作《云海漫游者》是当之无愧的古典音乐唱片“封面之王”。画面中的人物屹立在山巅,面对翻腾的云海,一个背影就道尽了天人合一的孤独与崇高。而贝多芬也曾说:“孤独是我的信仰。”这种崇高的孤独感在他的《降E大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也恰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精髓。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云海漫游者》,布面油画,94.8×74.8cm,约1818年
苏格兰室内乐团唱片封面《贝多芬-第三、四、五号钢琴协奏曲》
贝多芬的精神不仅影响了浪漫主义,在随后的几百年间也给不同艺术以灵感。1902年,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为维也纳视觉艺术家协会第十四次分离展创作了著名的《贝多芬画展》,在其逝世75周年之际向这位伟人致敬。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贝多芬画展》整体空间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贝多芬画展(中墙)》,壁画,1902年
《贝多芬画展》在三面墙上展开了一个由人类对幸福的渴望所推动的庞大叙事,而主厅中央矗立着由马克斯·克林格(Max Klinger)所创作的《贝多芬》雕像,这样的搭配暗示了建筑、绘画和雕塑的协同作用。在世纪之交,贝多芬作为神赐的苦难艺术家的化身,被更加热切地崇拜着。
马克斯·克林格在他著名的《贝多芬》雕塑前,奥托·海克尔(Otto Haeckel)摄于1901年
马克斯·克林格《贝多芬》,大理石雕塑,1902年
同为维也纳分离派成员的约瑟夫·玛丽亚·奥琴塔勒(Josef Maria Auchentaller)也为1902年的展览创作了门楣壁画《欢乐、美丽的神性火花》,题目直接引自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中的合唱词,不过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但他另一件致敬贝多芬的画作《牧歌交响曲》则装饰了他岳父在维也纳别墅中的音乐室,被完好保存至今。
约瑟夫·玛丽亚·奥琴塔勒《牧歌交响曲》,室内装饰,1898-1899年
03. 符号化
到今天,贝多芬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音乐家或作曲家,他是一个关于胜利和悲剧的故事、是人格力量的化身、是精神偶像、是艺术符号……自从他的第一个音符跳进18世纪波恩的喧嚣中时,他就一直影响和激励着其他创作人才和当代文化。
约瑟夫·卡尔·斯蒂勒《贝多芬与<庄严弥撒曲>手稿》,布面油画,1820年
波普艺术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久负盛名的艺术符号——在安迪·沃霍尔的《贝多芬》系列中,他的经典形象被复制印刷成不同色彩,消解了人物眉宇间的凝重沉思,也让这位大师走下神坛,成为日常可见、易于亲近的艺术图像。
安迪·沃霍尔《贝多芬》,丝网印刷,101.6×101.6cm,1987年
贝多芬还启发了其他艺术创作形式——当代艺术家Jorinde Voight独具创意地将贝多芬的不同音乐片段转化为数学图像,从远处看就像一群展翅欲飞的惊鸟。而丽贝卡·霍恩(Rebecca Horn)的雕塑《钢琴》则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忧郁而悲情的方式表现出来:钢琴的盖子被打开,琴键突然从配件中脱落,打破了静止状态,好像所有琴弦同时被弹奏,回荡的声音给人无端的紧张感。正如霍恩的作品一样,贝多芬音乐中的惊喜有时是以震撼的形式出现的。
Jorinde Voight《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第32号奏鸣曲(作品111)》,纸本水墨,2012年
Jorinde Voight《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第6号奏鸣曲(作品10)》,纸本水墨,2012年
丽贝卡·霍恩《钢琴》,液压缸、压缩机、钢琴,150×106×155cm,1990年
当代艺术对于贝多芬其人其作的再创作似乎暗示了其遗产的多样性——他广泛而独特的接受度、其音乐的划时代意义,以及对其复杂人格的认知都创造了众多切入点,为高端和流行、商业和政治文化都提供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库。贝多芬就像一座桥梁,连接了过去和现在、美术和音乐、精神和物质,其音乐风格与精神力量还将持续影响着后世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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