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中解放”还是“让性解放”

在中国人的性观念已颇为开放的今天，也许借用福柯“从性中解放”与“让性解放”的概念来理解当下中国人婚姻中的某些问题，不失为适。

李银河曾在《虐恋亚文化》中介绍道，西方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先后经历了两次“性革命”。第一次“性革命”的特点是大量的性交与乱交，第二次则注重保持对性的热情与兴趣。对此，李银河评论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次性革命是性的解放，而第二次性革命却是从性中解放出来。按照福柯的思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把某种与生俱来的生理或心理欲望解放出来，而是从这些所谓‘欲望’中解放出来。”

在中国，人们“从性中解放”及其“让性解放”的进程似乎是同时进行的。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婚前性行为开始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实践。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介绍说，改革开放以前，婚前性行为很难获得社会的宽容。即便是在文革结束后，婚前性行为致孕也足以让少女诉诸自杀。“八十年代初，有一次一个加拿大妇女代表团到学校访问。会上我非常严肃地向加拿大专家询问，在加拿大，有多少年轻人有婚前性行为。加拿大专家听了笑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应该问有多少人没有婚前性行为。’”夏吟兰说，“这样高比例的婚前性行为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但如果今天我们做相关调查的话，恐怕也要反过来设计问题了。”

1993年4月，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店“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在北京开业。据说最初来这里买东西的人大多都是立领、口罩、大墨镜的打扮，而开店人也不得不承受类似“淫店”、“流氓”的责骂。但是今天，人们在面对已属常见的性用品店时再无半点惊讶，因为开发“性”的愉悦和保健功能早已成为中国人眼中天经地义的事。

然而，在性被大量的科学、社会学话语解读之后，在人本理念得到强化的新一代中国人摆脱旧式性观念的禁锢，继而开始主张性权利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放弃了对“性”的必要控制，如果控制仍有必要的话。

《小康》有关婚外情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经历过或渴望婚外恋”的男性为60.8%，女性为47.9%——这样的事实也许可以证明中国人在朝着“让性解放”的方向已走出很远了。

在人性与制度的关系趋于紧张时，人性时常也会在人本主义的呵护下获得某种正确性。于是，也许婚外性行为的大量增加也会被视作人“从性中解放”的深刻表现。然而，以此为名的婚外性行为，以及以挑战制度的方式“让性解放”，至少目前还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同，因为也难免成为对社会道德底线的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