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赵勇结束了在深圳的公务员生涯，正式加盟了母亲陈丽华创办的香港富华国际集团。随后，他负责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开拓北京市场。这是母亲的心愿，也是他自己的。

重回北京，情谊不变，但这时，赵勇有了个新身份——港商。这个头衔，在当时的中国，既是时髦的名词，亦是开放的象征。赵勇自认对香港充满好感，但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观赏者和学习者，并不能完全投入其中，而自己的故乡——北京，则“充满了发展机遇”。 在生意谈判桌上，赵勇的头衔是香港投资商，但他说的是字正腔圆的北京话，骨子里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赵勇回到北京的第一个“足迹”，不只是“回归”，而且带回了外面世界的气息。这就是兴建长安俱乐部。
1989年，陈丽华拿到了长安街上毗邻天安门广场的一块地，开始筹划富华集团在内地投资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长安俱乐部。接着，她把这个项目交给了寄予无限期望的儿子。

这是富华集团在北京市场的第一个项目，也是赵勇回归北京的第一次踏足商海。

1992年，长安俱乐部破土动工之时，遭到了诸多置疑。相比较香港等地，在当时的北京，俱乐部、会所仍然显得过于陌生。赵勇于是决定实地考察世界各地的会所，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分析，他对这个项目更加有了信心。“作为在北京长大的人，我很愿意为北京做点事，像长安俱乐部，当时北京没有这种设施，但社会的发展速度和对于其它发达国家的了解告诉我，北京需要这个。”赵勇回忆道。

因为同样的理由，后来就有了同样别具一格的丽苑公寓。赵勇将这种介于酒店和公寓之间的服务式公寓引至北京，依然大获成功。

3年之后的1995年，长安俱乐部交付使用，以优雅的姿势回击了原先所有的置疑。在当时的北京城里，长安俱乐部所有设施都是最豪华的，运营当年就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即便是今天，在京城众多的高档会所中，长安俱乐部也依旧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独领风骚，被称为最成功的私人俱乐部。

又过了3年，1998年，赵勇迎来了又一个机遇。

当时作为北京市和东城区政协委员的赵勇，在一次政协会上听到委员们说起打通金宝街对王府井发展的意义。委员们的一句“打通了这条街，才能救活王府井”，吸引了赵勇。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项目可以做，政府的需求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引导啊。于是我开始跟东城区政府谈，他们一听我要干，很支持我。事情很快就定了下来，1998年在香港正式签约。之后一年多就搞规划设计，规划我们搞了五次，都是市长亲自过问、亲自开协调会，因为这个项目在市中心，影响比较大，所有人都对它寄予厚望。”赵勇回忆道。

赵勇形容这是“艰巨而光荣的任务”，项目签约后，富华集团又历经了近两年的前期筹备和策划工作，于2000年11月开始市政道路的拆迁工作。金宝街项目是由开发商投资修路、解决居民拆迁费用，政府给予开发商道路两侧开发权及配套优惠政策。 “这种开发模式在当时的北京还是第一次采用，大家都非常谨慎”。

2000年的冬天，一条关于“金宝街市政带危改工程正式开工”的新闻吸引了许多北京市民的目光。对于很多在金宝街住了半辈子的居民来说，生活将会因此改变。然而当时，居民们尚不知道这一个浩大工程的推手是谁。而在赵勇的眼里，这些居民虽素不相识，但同为北京人，他们就是自己的街坊。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要让大家高高兴兴地搬家，决不能让这些街坊们吃亏。”

后来的数据显示，仅是拆迁安置一项工作，富华集团就投入了10亿元人民币。在拆迁过程中，赵勇多次修改调整方案。当时金宝街改造的两千多拆迁户，都得到了开发商的尊敬和应有的回报，告别了原来强差人意的居住空间，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拆迁中对于文物的保护也是一大难题。作为一个老北京，赵勇深深明白文物保护对北京的意义。为了更好地保护名人故居，赵勇费了很多心思，集团斥资千万，将原有的住户迁出，并制定原地保护的修缮实施方案。东城区文委官员对此评价：“这个开发商对具有保留价值的建筑真是不计成本的予以保护。”

2005年，经过初期的建设和运营，史学专家这样认可了这一工程：金宝街是一项利国利民，可以载入北京市当代史史册的爱国工程。

闻此言，赵勇欣慰地笑了。“我是北京人，这样做是一种本分，商人更看重的应该是社会价值和历史责任。”他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