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莓讲述：“文革”时 我做过一件最值得炫耀的事

蔡伯伯是想为我主持的一个栏目《扪心》投稿的。《扪心》是一个以忏悔为内容的栏目，稿件上版的前提是作者曾经做了对不起人的事，且给人家造成伤害，从而引发良心的不安……

蔡伯伯说，他想对他的老师们忏悔。他对所有教过他的老师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从小学就是个品学兼优的乖孩子，凡教过他的老师都喜欢他，把他当成宠儿。但他曾做过对不起老师的事。

他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农村孩子，家在永吉县江密峰乡的一个小屯，家庭成分是富农，受人另眼看待。但他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期望，经过小学、初中各阶段老师的悉心培养，他没走任何门子，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省级中专——吉林省农业机械学校，学制5年。

蔡伯伯说，他“对不起”老师的事只要有两件。他先跟我说了他小学时“对不起”老师的事。

事情缘于“一瓶酒”。1958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春季里支援农业插秧。那一天我们插秧刚干了一会儿，突然一阵大雨把我们拍了回来。那年月没有塑料布之类的雨具，雨天上学披个蓑衣披个麻袋就不错了。老师和三十几名学生光着脚从二里地以外的水田地跑回教室，都成了水鸭子，穿的单衣都贴在了身上，直滴答水。

许多学生都小脸发白，上牙敲下牙。老师心疼得不得了，跑到供销社买了一瓶白酒，打开盖让我们喝，说是驱驱寒、暖暖身子，别坐下病。老师让了一圈儿，我们麻木地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喝。老师气极了，一仰脖咚咚把酒喝了半瓶，剩下的连酒带瓶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后啪地摔到地下，把门一摔扬长而去。同学们都傻眼了，收拾书包回家了。

后来我才缓过劲儿来，这瓶酒是老师自掏腰包买来的，是对学生的一片热心，是慈父般的爱。当时我是学习委员，大小是个头儿，我要是带个头，抿一口酒，同学们也都会照办的，这样既暖了我们的身子，又暖了老师的心，那将是多么和谐的结局。相反，我和同学们冷了老师的心，驳了老师的面子，把老师气个倒仰。我这个小书呆子，长着个木头疙瘩脑袋，光知道学生守则中“不抽烟不喝酒”的条款，却伤了老师的心。

我说，这件事虽然让老师伤心了，但可以原谅，不用忏悔也行。蔡伯伯就又给我讲了一件他初中时更“对不起”老师的事。

事情缘于“一罐咸菜”。1960年，我上初中，学校距我家十里地，走读，中午需要带饭。我带的菜是一罐芝麻酱拌咸菜丁。我把它放在教室的窗台上，省得每天拎着它。学校的教导主任是个脸色苍白体型胖胖的人。我逐渐发现一个反常的现象，这个主任每次巡察我们的自习情况时，总是拿起我的咸菜罐贪婪地闻了又闻，久久不肯放下，不下四五次之多，完全没有了师道尊严。

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不应该把这个罐子放在窗台上？我莫明其妙，整不明白。后来在高年级同学给他献血，几番抢救无效死亡后我才知道，他患的是严重的胃溃疡，由营养不良引发的病。在那吃糠咽菜的困难年代，人们吃的东西没油水，都馋啊！更何况是一个营养奇缺的胃溃疡患者呢？那少见的芝麻酱香味诱惑着他，吸引着他……唉！我当时怎么没想到呢？都说有老年痴呆，我这个小痴呆也够呛了。我要是偷偷地问一句：“老师，你想吃这个咸菜吗？拿去吧，我家还有一坛子呢，吃完再拿。”那该多好！就是这样一件给濒危的老师一罐咸菜的小事我都没做，不是抠门，而是愚蠢，每次想起都追悔莫及。

我说，这件事确实挺让人后悔，但还是可以原谅，老师也没有怪罪你，你不必自责了。蔡伯伯叹了口气。他说：“那我就不说忏悔的事了，我最后给你讲一件我在中专时期最对得起老师，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炫耀的事吧！”蔡伯伯给这件事起了一个名字，叫“一条路”。

我是1963年上的中专，1967年——中专毕业的前一年，正好赶上了那个让人诅咒的十年动乱，耽误了毕业分配。虽然个人遭点损失，但比起那些开国元勋、大知识分子的遭遇和损失，又算什么？我也非常感谢这场运动给我上了一大课，一是让我看清了在非常时期一些人的丑恶本质和真实嘴脸，二是教会我怎样在没有路的地方闯出一条路来。

这得先介绍一下我们省农机校在“文革”前的简况。学校位于现在的公主岭市，设置机械和财会两个专业，学生毕业分配去向是各市县拖拉机站，职务将是机务干部和财务干部。

教师的水平是一流的。他们念大学时不敢报国家重点军工一类的大学，因为他们出身背景复杂，过不了政审那一关。他们有自知之明，忍痛割爱只好报农机系统的大学和专业，好在当时是“大办农业”的时代。我校教师中有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女儿女婿，有余瑞璜（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科院首批院士，江西宜黄人。1952年，余瑞璜根据国家要在东北建立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的需要，来到长春筹建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物理系，亲自参加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的儿子，还有出身资本家等各种复杂背景的人。虽然他们的出身杂七杂八，却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教各个专业和科目都是不含糊的，都是高手、硬手。他们都是忠心耿耿，立志报效祖国，要为农业机械化事业培育合格的机务和财会人才的。可是，他们在“文革”中不可抗拒地遭到了迫害。

在我中专毕业的前一年，摊上了那场全党全军全民共同的大灾难——“文革”。转眼之间一切秩序全乱套了，从中央到地方，打倒各级走资派的疯狂喊叫声不绝于耳，侮辱丑化走资派的大字报、“百丑图”触目惊心。学生们串联回来学了各地的“高招”，学了就用，不计后果，似乎明天早上就会实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了。

他们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对学校书记、校长、中层干部等“黑帮”（“黑帮”一词主要指走资派，有时也泛指所有被打倒的“牛鬼蛇神”）老师们收集资料——就是档案中明明写着的东西，罗织“罪名”。“黑帮”老师们被他们剃鬼头、戴高帽、挂牌子。他们用皮带钢丝鞭触及“黑帮”老师们的皮肉，用丑化侮辱触及“黑帮”老师们的灵魂。谁敢反抗，谁敢逃避，连死都不敢想，那叫“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呜呼，那时候上哪儿说理去！

1967年，是派性兴风作浪的一年。我们学校分成了两派，而两派的背后还都有军队表态支持。势不两立的两派之间的摩擦最后升级到武斗。我们这派人数少，而且对“黑帮”老师们比较温和，主张文斗。而另一派则不然，用武力说话，矛头不仅指向“黑帮”老师们，还指向了我们。我们这派的同学们连去食堂吃饭都要遭到追打。我也是挨打的一员。

1967年5月左右，远处传来了武斗的枪声，“黑帮”老师们担惊受怕，我们这派的学生也提心吊胆，不敢在这校再待下去了。怎么办？出路在何方？于是我向我们派的头头献上一计：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们几个不出名的小跟班带上比较信任我们的书记、校长、中层干部去一个势力强大的、与我们同一派的学校躲起来，让他们互相揭批，然后将揭批材料不时捎回学校，再由留校的同学油印成小报张贴出去。这样，我们既抓了“大方向”，又可以保护“黑帮”老师们和我们自己。头头采纳了我的这个建议。

于是，我们开始悄悄地行动，通知书记、校长和几个核心的中层干部准备钱、粮票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定于某日出走。

这些老师信任我们，欣然受命。于是在一天凌晨，我和王尔飞同学两人带领这帮“牛鬼蛇神”——网中之鱼、惊弓之鸟登上了去长春的火车，终于逃之夭夭了。

当另一派发现“黑帮”老师们集体失踪后，大为恼火，可惜慢了半拍。他们马上到这些老师家里撕下他们的照片（有的还是全家福中带着儿子耳朵的照片），到照相像翻洗后，再贴到“通缉令”上。他们非要抓回这伙“走资派”不可，略过不表。

话说我们投奔的目标，是吉林农大。同一派的战友格外亲，他们很欢迎我们。然而到了晚上，他们让我们帮忙往学校楼顶上运石灰、砖头、喷粉器、镐把等东西，说是战备，防止对立派的进攻。他们还要求我们派人参加值班站岗。

让“黑帮”老师们参加防卫，终究不是个事。第二天我们又转移到郊区兴隆山农机校。这个学校也是一面倒向我们这一派的，没有武斗的后顾之忧，学校的党政财文包括食堂的大权全部掌握在学生手中，我们可以放心地搞揭批了。

在揭批会上，书记、校长大概是被前段的轮番批斗搞糊涂了、吓蒙了，他们总想洗清那些人给他们定下的罪名，互相推托，想办法狡辩。幸好有勇有谋有心计的教务科长、党委委员翟延廷老师早有准备，他带了几年的党委会记录本，涉及到谁的问题，马上找到当时的会议记录。学校做的某项改革，依照的是什么文件，甚至连会上书记坐在哪儿、怎么说的，校长坐在哪儿、如何讲的，都一一记录在案。白纸黑字，不能更改，结果让书记、校长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翟科长说：他们让你们当“走资派”也活该，你们自己心里都不明白自己是不是“走资派”，还胡掐乱咬，还要把我们拐带上“白专分子”、“黑爪牙”等等。你们就不能挺起胸膛，据理力争？

我真佩服这位把教学和各项工作治理得井井有条，成果斐然的老师。他在这次批斗会上的表现，显然让他成为了批斗会的主角，使我对他的钦佩又升了一格。我们带领他们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揭来批去，最后事实越来越清楚，闹了半天，他们的那些“罪名”是有些居心叵测的人在背后指使，或亲自指挥那些涉世不深的学生们捏造的。

书记、校长表态说，我们从入党宣誓那天起对党就没有过二心，谁也没有想离经叛道单跟党中央之外的哪个司令部走别的路线，“走资派”等罪名是造反派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就是真的被打成了“走资派”，也得保留申诉的权利。就这样，“黑帮”老师们和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的距离拉近了，几乎到了同一战壕的程度。

心理的压力减轻后，老师们自始至终一没挨打，二没受气，我们还组织他们帮助学校农场铲铲地、促促生产。在生活上，他们还可以在学校食堂花一毛六买一碗红烧肉改善生活。后来由于怕待在一处时间长了容易暴露，我们又搬到别的学校。

这期间，我们把揭批会的进展、材料、战果、花絮等写成材料，捎回学校，油印成小报散发张贴。因为“文革”还未结束，我们这样做，一是对“通缉令”的回应，二是让老师们的家属放心、让对立派死心。

几个月危险期度过后，大联合、三结合和复课闹革命的形势到来了，我们这伙失踪的人又悄悄地回到学校，且一个个精神焕发，安然无恙。我们当然不能张扬，还得夹着尾巴做人，因为“文革”没有结束，我们仍是“地下工作者”，不敢透露半点风声。

现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是我们在走投无路的形势下被逼出来的。尽管这条路充满了荆棘和危险，但我们还是在围追堵截中逃了出来。走是对的，使无路变成了有路，而且是唯一正确的路。我想，我们对老师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样的事，网上罕见，报纸未闻。哪个敢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领着“走资派”们东躲西藏？你吃了熊心豹子胆吗？你不怕通缉吗？你不怕叫对立派侦察出来把你们连窝端吗？哈哈，我们胜利了。

蔡伯伯说，这段经历他以前不说，是迫于当时和以后的一段时期大环境不利，现在没问题了，这正合了《三言二拍》中的那句话：“雪隐白鹭飞始见，柳藏黄莺语方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