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莓讲述：不会外语的50岁夫妻21天欧洲自由行

莫须有的身份伴随整个职业生涯，伤害了自己也麻烦了组织

谁能想到，这个莫须有的国民党员身份几乎伴随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既伤害了自己，也麻烦了组织，让我追悔莫及。

1949年5月中旬，干训班结束了，别的学员都分配了工作，我却因国民党员的“身份”不予安排工作。我只得回到家乡董家沟镇东英村。我回家第一件事，是向村支部书记孙福成和村长赵殿程汇报我在干训班背上国民党员身份这个包袱的经过。他们听完我的汇报后表示，我个人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村上也没有办法，让我还要一如既往地为识字班上好课，教好学，保持模范教师荣誉。他们还强调，村政府和老百姓都信任我，让我放下包袱好好干。

之后，村政府又将我介绍给董家沟镇政府，希望镇里能给我安排个工作。可是，我的国民党员身份在镇政府也挂了号，不予安排。孙书记、赵村长惋惜地对我说：“你去外省自找出路吧，我们给你开介绍信。”二哥也支持我走，让我到朝阳镇投奔大哥，并给我筹足了路费。

这期间，我还劝退了和秀贞妹妹的婚约。

在我17岁的时候，家里给我订下一门亲事。她叫秀贞，是金州城里老李家的姑娘，比我小四岁，出身名门。她的姐姐早年嫁到我们村里，是她姐姐到我家提的亲。她姐姐对我二哥说：“我提亲不是冲你们家，而是冲积芳本人。他为人好，学习好，将来一定有大出息。”我开始不同意，觉得自己还小，书没念完，工作也没有着落，不想订婚。秀贞姐姐对我说：“这不怕，结婚时间由你定。”消息很快传出去，村里有位能说会道的傅大叔劝我说：“你还挑啥啊，人家是城里的姑娘，还是大家闺秀，找咱农村人，还真是看得起你啊！”经大家劝说，特别是我二哥也积极支持，我最后同意了这门亲事。我想，秀贞还小，不着急结婚，不会影响我将来继续求学或工作。我与秀贞订婚以后，秀贞姐姐安排我去城里同秀贞见过几次面。她是笑面，长着慈善的样儿，大眼睛，皮肤很白，个头也不矮，说话的声音很响亮。我暗暗觉得这是个理想的选择。

谁知后来我背上了国民党员的包袱，李家虽然相信我，对我和秀贞的婚事没有动摇，但是在干训班的通令下，镇政府也不予安排我工作，我的心彻底凉了，觉得自己前途渺茫，在金州待不下去了，必须远走高飞。无奈之下，我忍痛割爱，向李家提出解除婚约。据说秀贞为此伤了心，都哭了。

就这样，我背井离乡来到吉林省的朝阳镇。那时，我刚满20岁。

我到大哥家安定下来后，还想继续念书，但大哥家困难，支持我找工作。不久，我在辉南县生产管理处找到了工作，做统计员。这期间，我工作得很顺利，没有涉及我的历史问题，我也几乎把我的国民党员“身份”给忘了，直到我调到了另一个单位。1954年，我调到辉南县经济计划委员会工作，时近25岁。由于我快要超龄了，县政府团组织急切培养我加入共青团，解决我的入团问题。组织如此关心，感动了我，我立即向组织汇报：“我还有个历史问题没弄清楚。我知道组织要求历史要清楚，不是清白，等组织将我背着的莫须有的国民党员身份问题调查清楚，我再加入共青团组织。”组织派刘凤同志南下金州外调，证明了我是国民党员。团组织把调查材料转交给县人事局长潘波同志。潘波同志找我谈话，开口便说：“叫你加入团组织，你说历史没弄清楚不能加入，现在经外调证实你是国民党员。”我坦然地对潘局长说：“请您放心，我对别人的问题不清楚，对自己的问题还是清楚的，我根本没有加入过国民党，当时只是为了应付过关才这样说的。再说，谁能证实我是国民党员？”潘局长说：“赵国富证实你是国民党员。”我说：“对了，他在干训班时就坐在我后一排，听我亲口胡说八道，承认自己加入了国民党。”潘局长说：“原来是这样，你的问题清楚了，不要往心里去，组织相信你。”虽然潘局长这么说，但因为外调的过程很复杂，耽误了一段时间，等团组织打算让我填写入团志愿书时，我已经年满25岁。无缘加入共青团，是我平生一大遗憾。

因为我给组织带来的麻烦与“外调”这个词密切相关，我在这里多说几句。“外调”，即“内查外调”的意思。这个特定的汉语词，对许多曾在以往年代生活过的五六十岁以上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却已久违，而80后、90后的年轻人，则几未所闻。

在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对人政治面目的审查与控制是最要紧的，为了“不漏掉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而动员不少人力，耗用不菲的财力，对干部群众中许多人的历史进行专门调查，广涉其家庭背景及所有社会关系。尤其到政治运动的高潮期，打击和审查的涉事者数量更多，外调的任务也就愈加繁重。天南地北，风霜雨雪，山阴道上络绎行，处处可见外调人员的身影———俨然已成当年中国一道独特的社会景观。如今或还不乏人事政审，早已不大时兴早先那种满天飞式的外调了。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运动不断，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肃反”、“审干”、“反右”、“反右倾”、“四清”以致“文革”，一茬接一茬，所以，我给组织带来的麻烦也是一个接一个。在我的记忆里，组织上曾专门为我7次南下金州外调。

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个人揭发我历史有问题，当时毕克贵是通化市工业局的干部，也是专案组组长，他曾对我说：“你们单位有人提出你有历史问题，我说人家刘积芳能有什么问题，赶快去弄清楚，别冤枉好人。”那次外调是苑宝珍同志去的。他调查回来说：“再别去调查了，人家都不给凳子坐了。人家说，刘积芳在家乡干得非常好，在识字班是模范教师，群众威信可高了，你们为什么三番五次地来调查他？”

王明池同志曾因为我的入党问题而去金州外调。我从25岁开始就要求入党，已申请了不知多少次了，却都因为莫须有的国民党员身份而未被批准，直到1983年，我终于被批准入党了，时年53岁。

最后为我外调的是沈功铭同志，这次是为了解决我的离休问题。1989年，我快60岁了，面临着离休还是退休的问题。离休属于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有较高的待遇，而我是1949年2月参加的干训班，按理说应该办离休。但我到底是不是1949年2月参加工作的呢？组织需要弄清楚再给我办离休。于是，组织上派沈功铭同志又去金州外调，调查结果是，我在干训班结业后没分配工作。当时我已调到通化市商业学校任教研室主任。我们学校的校长就找到通化市委组织部车副部长说：“因为刘积芳说自己是国民党员，当时干训班才不分配他工作的，但他的历史问题不是真的……”车副部长说：“刘积芳的档案里明明白白地写着这样一行字———‘1949年5月，因为参加反动组织国民党，未分配工作。’若没有这行字，他还办不了离休。所以，让他放心办理离休手续吧。”

我的这个国民党员身份给组织带来的麻烦，不只是频频外调，劳民伤财，还表现在是否重用或提拔我的问题上。比如，组织上让我担任名不见经传的“召集人”的“官衔”。我是1958年由省统计局荐举，由辉南县经济计划委员会调往通化专署计委的。我工作突出，小有名气，按理说应该在职位上得到提升，但是由于我身上背着莫须有的国民党员身份包袱，在讨论是否提升我的职位时，大家都有点顾虑。有人说，我是块肥肉，想咽又咽不下去，想吐又觉得白瞎了，也有人说，任命我一个名正言顺的职衔，恐怕要犯阶级立场方面的错误。为了对上不犯错误，对我又有所表示，于是，领导们讨论来讨论去，给了我一个很有创意的职衔———“召集人”。“召集人”干的是科长的活，只是没有科长的待遇而已，但那个年代不计较待遇，只要领导重视，我就很满足了。一开始，让我做综合科的“召集人”，我说：“不行啊，我才是22级科员，综合科有好几个18级的，我实在不好意思领导他们。”最后，让我做了工业、基建、物资三摊的“召集人”。

应付是错误的，是对组织不负责任的表现

由于我应付一时，给组织上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和困扰，让我觉得内心有愧，深感对不起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我后悔当初为什么不与袁主任针锋相对地弄个水落石出呢？揪住他去找上级组织，让他拿出我是国民党员的真凭实据，既能让他改正错误，得到教育，也能使我享受到正常的革命生涯啊！

我在这次教训中也得出了经验，认识到应付是极端个人主义、对自己对组织不负责任的表现，是懦夫，是投降派。所以，我在此后的历次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时期，虽然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每次运动都会涉及我的国民党员身份问题，但我都没有应付，而是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国民党员的身份是莫须有的；再加上组织上派出外调的同志回来都替我说好话，谁也没有难为我，我就都顺利地过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地清算了“左”的路线，我的包袱也彻底地放下了，再也不担心被外调。我不但入了党，还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和市先进教育工作者。现在我已经84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离休后，书写了《农民致富观》、《绩效考评指数综合法》、《统计报告》等6本书。其中的《农民致富观》，市委组织印刷了一万本发给农业部门，供农民阅读使用；而《绩效考评指数综合法》，荣获了国家发改委共绘蓝图“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二等奖。

这6本书有一百多万字，全由我老伴一手抄清。她不仅字写得好，还能给我润色。老伴比我小一岁，83岁了，邻居们见到我俩，都说我俩老浪漫了。我俩每天必读《人民日报》、《新文化报》、《文摘旬刊》等报纸和组织上给订的《夕阳红》杂志，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也是每天必看。我俩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物质生活就更不用说了。我俩离、退休前一个副高、一个副处，钱足够花了，家里什么也不缺，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啊！

蓝莓 凤凰时尚情感专栏作家

蓝莓，某报首席编辑，编辑、主持情感栏目十余年。文风质朴，重写实，轻虚构。关注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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