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后遗症阴影再临：幸存者并未开启全新生活

C 病毒的藏身处

对于很多埃博拉幸存者的眼疾，专家表示，这也是机体对病毒进行免疫应答的结果。更糟糕的是，即使在血液中被清除很久后，病毒还能在眼睛内复制。眼球为病毒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使它能躲避免疫系统的干预。研究人员曾发现，有一位幸存者的眼球里充满了埃博拉病毒。2014年9月，在塞拉利昂工作的美国医生伊恩·克洛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从一家美国医院出院后不到两个月，就觉得左眼十分疼痛，眼睛的颜色也从蓝色变成了绿色。当医生将一根针插入克洛泽的眼睛时，他们发现，眼球中的病毒数量比几周前血液中的还要多，而当时他已濒临死亡。

眼球并不是埃博拉唯一的藏身之处。睾丸、中枢神经系统和关节软骨也能成为包括HIV在内的多种病原体的庇护所。当免疫系统向外来入侵物开战时，身体有些关键结构可能会被免疫反应误伤。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炎症侵袭，它们会采取抑制免疫的行为(释放免疫抑制分子或者制造物理屏障)。这些措施成了病毒的保护伞。

如果睾丸为埃博拉提供了庇护所，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幸存者在症状消失后，还能在精液中检出病毒，并且还能持续好几个月。在西非疫情开始暴发时，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人们，在埃博拉病毒血液检查呈阴性后，至少还要留意3个月，期间只能进行有保护的性行为。这个建议源自1995年刚果疫情中的一个案例，当时幸存者距离首次出现症状已经有82天，医务人员还是在他的精液中发现了病毒。

西非疫情期间，埃博拉病毒在一些幸存者的精液中存活的时间变得更长了，可持续到急性感染后1年左右。在波士顿的会议上，法拉赫强调了这种现象，还报告了他们在利比里亚的发现。在急性感染18个月后，他们仍在幸存者的精液中发现了病毒。还有一些情况更麻烦，虽然病毒从一些幸存者的精液中消失了，但在随后的1年中，又出现了。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男性埃博拉幸存者需要在感染后1年内都实行安全的性行为，而且他们还需要定期复查精液里病毒的情况。

在蒙罗维亚的办公室中，法拉赫还有一份女性患者的档案，她的儿子在2015年11月死于埃博拉。报告显示，这家人没有与埃博拉病人或幸存者接触的任何记录，但是法拉赫相信，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他认为，这位母亲可能与一位埃博拉幸存者发生了性关系，而她没有意识到埃博拉病毒是她在感染后传给儿子的。

法拉赫此前研究过一个案例，这个例子最有可能表明疾病是通过性交传播的。2015年3月，有一名女性死于埃博拉感染，研究人员发现，她曾与6个月前从埃博拉治疗点走出去的一位男性发生过性关系。这名男子的血液检查呈阴性，但是在精液样本中仍然检测到了埃博拉病毒。

D 绝望和无助

在约瑟芬离开位于蒙罗维亚的埃博拉治疗点后，她就在丝茅勒塔斯村的家中生活。那天午夜，她突然惊醒，让她醒来的不是噩梦或者头痛，而是腹部的阵痛。她爬起来去卫生间。可是，当她擦拭身体的时候，却看见纸巾上全是血。接着她的羊水就破了。“奥菲莉娅！”她叫唤着姐姐的名字。她们打电话想叫救护车，但是没有救护车能出车。她们给蒙罗维亚的一个无线电台打求助电话，却依然没有人来。

约瑟芬在卧室里来回踱步，在感到腹部像是快被撕裂开时，她会停下来用手撑墙站着。到了早上5点，她裹上一条栗色的拉帕(lapa，利比里亚一种传统的围裙样的织物)摇摇晃晃地走出了房间。如果没人上门来帮她，她只能到街上去寻求帮助。离日出还有一个小时，整个村子都还在睡梦中。随着她大声叫喊，村里的妇女们纷纷走出房间。“帮帮我，请帮帮我，”她哭着喊道。但是没人愿意靠近她，人们都害怕接触这个几天前才从埃博拉治疗点出来的女人。当她走到土路拐角处的房子时，就再也走不动了。她倒在地上，背靠着墙，感觉婴儿就要从两腿间生出来了。

有5位妇女解下拉帕，朝约瑟芬走来。她们在约瑟芬周围围成一个半圆，好让围观的男性看不到她生孩子的过程。约瑟芬一边用力一边嘶喊着。“奇迹”诞生了，是个胖乎乎的小男孩。但是当她想把这个安静的孩子抱在怀中时，却发现“奇迹”并没有呼吸。

没人接近约瑟芬。这些女人看着她摇晃着她的孩子，呜咽着将孩子抱在胸前。只有她的兄弟走到身边，将“奇迹”从她怀里抱走，用一条黄色毛巾把婴儿和胎盘裹了起来，准备埋掉。

约瑟芬的母亲生前是一名助产士，也死于埃博拉感染。“为什么她现在不在这儿帮我？”约瑟芬十分痛心。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人们的问题随之而至：是埃博拉杀死了“奇迹”，还是没有人帮助约瑟芬导致“奇迹”未能顺利活下来？如果救护车来了的话这个孩子能活下来吗？病毒是否还潜伏在她体内，这些潜伏的病毒会危害她将来的胎儿吗？

约瑟芬也参与了幸存者研究，在拜访肯尼迪医疗中心时，她也向法拉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那天下午，她身穿一件露肩的豹纹衬衫，戴着搭配适宜的头巾，坐在法拉赫的办公室里等他答复。

法拉赫担心子宫可能是埃博拉病毒的另一个庇护所，病毒躲在这里的同时，仍会影响幸存者的身体。也许庇护所里的病毒会再次扩散，甚至感染其他人。此外，他也在思索，约瑟芬身为埃博拉的幸存者而背负的压力，是否导致了她在被众人围观，又无人提供帮助的情况下，当街产下死胎。法拉赫考虑到：“当你不能再到市场上卖肥皂，当你得把钱包在纸巾里才能买菜，当你的男朋友因为你是埃博拉幸存者而不再爱你时，这一切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这种影响施加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时，又会怎么样？”

这就是他在思考的问题，可当约瑟芬问他时，他只能说：“我不知道，约瑟芬。我们正在试图找出答案。” 作者：撰文西玛·雅斯敏翻译郭晓

(本文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