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莓讲述：因我办事不牢，致孤苦爷孙流落“北大荒”

言之凿凿，大话示人

这个故事，得从吃派饭说起。吃派饭，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感到很陌生，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基 层当过干部、下过乡的人，应该都有亲身体会。

干部下农村工作，按规定不能搞特殊化，不能单独开灶立火吃饭，必须与农民一同吃饭。因此上面 的干部下农村，村干部就按照农民住宅顺序，排除掉地主、富农等成分有问题的人家，让剩下的农户轮 流管下乡干部吃饭，就是“吃派饭”。

那时候，正是“文革”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让种自留地，不让 搞副业，老百姓的生活极其困难，有的家庭穷得家徒四壁，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饭食给下乡干部吃，也实在是难为他们了。　

记得那是1972年一个清冷的深秋日子，我因包村工作住在押宝岭下福盛村十三生产队。

一天傍晚，我到一位农民大爷家吃派饭。走进用树枝围成的院子，看到邻家一户农民的院子里，一 位两鬓斑白的老汉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正在用斧头砸一筐烧裂了嘴、颜色油黑的野核桃。

那是当地山上生长的野核桃树上的果实。当地人说，“七月核桃八月梨”，这种野核桃成熟较早， 果仁只有手指甲那样大的两小块，可是吃着很香。我喜欢吃干果，曾经请当地农民引路，去附近的山上 采过榛子，也采这种野核桃。

看着那么一筐野核桃，我很是眼馋，就对吃饭这家大爷说：“那院人家真能干，打了一筐野核桃。 ”大爷马上告诉我：“你明天轮到他们家吃饭，他们家没有油吃，烧了这筐野核桃，挖出核桃仁，给你 爆锅做菜。”原来如此，为了我这个包村干部吃顿饭，人家还麻烦着呢！

“庄家饭十点半”，第二天临近中午，我去那位砸核桃的老汉家吃派饭。这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家庭 ，破旧低矮的茅草房四面漏风，南面窗子只有一个窗户有玻璃，其余都用已经发黄的废塑料布遮挡着……

我进了屋子，刚坐到炕沿上，一个大眼睛的小姑娘看着我，静静地走过来，两只手上捧着几个烧得 油黑、咧了嘴的野核桃，无言地送到我手上。她正是昨天傍晚我看到的那个和老汉一起在院子里砸核桃 的小姑娘。她的大眼睛水汪汪的，有些忧郁地看着我。

通常到谁家吃派饭，我都会边吃边聊天，谈谈家庭情况，交流交流感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嘘寒问 暖。于是，我接过核桃，放进口袋里，回手又拉住小姑娘的手，让她靠在我的腿上。

我问她：“老妹儿，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说：“高淑霞。”我接着问她：“今年几岁了？”小姑娘说：“八岁。”我又指着那饭桌旁 的老汉问小姑娘：“他是你什么人？”

小姑娘说：“我爷爷。”我忙接着问她：“你爹干什么去了？”当地人习惯称父亲为“爹”，所以 我这样问小姑娘。

小姑娘低下头说：“爹死了。”我立时心头沉重，又问她：“你妈呢？”

小姑娘稍一停顿，说：“妈也死了。”难怪只有一位老汉领着小姑娘？一阵同情的心绪泛起，我继 续问她：“上学了吗？”

小姑娘说：“上学了，在一年级，学校就在前面小水库那边儿。”

福盛村有一所村小学，地点在离十三队三四里路的村部北侧。因为村子大，人口多，学校的规模也 比较大，有十几个教学班。而最远的屯子离村部有十几里远，因此又在全村分设了三所“耕读小学”， 简称为“耕小”，是福盛村小学的分校。家距村小学远些，刚上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就近先到“耕小” 读书，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再进入村小学上课。

福盛村十三队小水库下面不远处就是押宝岭“耕小”。在这个“耕小”读书的学生，分为两个教学 班，又是两个年级，却只有一位教师。上课时，两块黑板分别挂在教室的东西两侧，两个年级的学生分 别面朝东西而坐，“耕小”的教师分别在东西两边讲两个年级的课。

我又问小姑娘：“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小姑娘说：“会写。”我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黑色钢笔，让小姑娘在笔记本 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小姑娘把笔记本按在炕沿上，写下了“高淑霞”几个字，字写得很工整。

我收起笔记本和钢笔，又问小姑娘：“高淑霞，你长大干什么？”

小姑娘有些茫然，回答说：“不知道。”

我对她说：“怎么能不知道呢？记住，长大干革命。”小姑娘答应道：“哦，长大干革命。”

老汉把饭菜都端上来了。饭是苞米面粥、苞米面大饼子；菜是白菜炖土豆，依稀能看见菜里炸油爆 锅时已烙黑了的野核桃仁。

我们三人很快吃过饭。按当时的规定，我交了一角钱和四两粮票。那时，下乡干部也不是吃白食的 ，社员收得很自然，我们交得也很自然。

临走前，我又再一次问小姑娘：“高淑霞，你长大干什么？”

小姑娘说：“我记住了，长大干革命！”

我又一次从上衣兜里取出自己的那支黑色钢笔，这是我下乡当知青时父亲送给我的。钢笔杆上刻着 “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排红字，这是我出差到天津，在天津火车站花两角钱刻的。

我对小姑娘说：“老妹儿，这支钢笔送给你。记住，长大干革命。”

我让小姑娘拿出书包，从书包里拿出田字格本，我在田字格本上找出一篇空页，在上面写上“长大 干革命”，又让小姑娘在下面照着写了一遍。至于什么是革命、怎样干革命，我也说不清。那个年月， “革命”二字几乎天天讲，“干革命”也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中常讲的口号。

我看着小姑娘，很是怜爱，翻翻口袋，只有几张一元的票子。当时，我每月工资只有31元钱，手中 仅剩下这些了。我把这几个钱都送给了小姑娘，让她买一些学习用具。

我起身离开这一老一小，回我住宿的人家，沿路正好经过小水库下的“耕小”老师王淑梅家门口。 我停在那里，喊她出来，向她问高淑霞小姑娘的情况。

王淑梅老师质朴大方，热爱教育工作，工作成绩突出，是我们乡团委表扬的优秀团员，也是县里表 彰的优秀教师。她的四哥王国良是福盛村的团总支书记，和我很熟。她的父亲早已去世，她和一个妹妹 ，还有她的母亲与她的三哥住在一起生活。我包村走队有时路过“耕小”，常看到她和一群小学生在一 起活动……

王淑梅老师告诉我，四年前，正是“文革”内乱最严重的时候，高淑霞的父亲病故了。高淑霞的母 亲没有死，而是一个人改嫁到横道河乡联盟村去了。联盟村距福盛村三十多里路，老地名叫“狐仙堂” 。高淑霞小姑娘跟着爷爷生活，她生妈妈的气，有人问她妈妈的情况，就说妈妈死了。王淑梅老师告诉 我，知道高淑霞小姑娘的困难状况，学校已经减免了她这学期的学杂费。王淑梅老师还自己拿钱，给高 淑霞小姑娘买笔和本。当时王淑梅是民办教师，挣工分，没有工资，可她给了高淑霞小姑娘不少帮助和 照顾。

我仗着王淑梅老师四哥是福盛村团总支书记，王淑梅老师是团员，自己是他们的“首长”，当即对 王树梅老师说：“那好，今后我们一起照顾她，你看这样行不行？今后小孩的课本、铅笔等学习用品， 你就费点心吧，学杂费也要各个学期都减免。她的口粮，由我和大、小队干部研究解决。年终结算时有 公益金就用公益金解决；公益金解决不了，就由我个人掏腰包解决。”王淑梅老师完全赞同，高兴地说 ：“我一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高淑霞。”

这下可好，向人家连工资都没有的老师拉赞助，又当着人家老师的面许下如此弥天大愿，可是我做 到了吗？

办事不牢，悔之莫及

快到了年底，正是共青团活动较多的时候，我奔走在乡里和各村组织共青团的活动，发展批准新 团员；还要顾及当时特有的下乡知青的工作和活动，竟把自己当着王淑梅老师许下的帮助解决高淑霞口 粮问题的事，忘在了脑后。等我想起这事，已经过了元旦，临近春节了。我赶紧抽了时间，骑上自行车 ，前往福盛村去“还愿”。

我先到福盛村十三队找队长，和他商量解决高淑霞的口粮问题。那时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 有”体制，基本的经济活动核算在生产队这一级，要在秋冬先向国家送交“征购粮”后才能开始生产队 内部的分配。农民按劳动力、人口，领取一年的口粮，平均每口人的口粮领取在360斤到450斤之间。多 数生产队人均口粮也就在400斤左右。口粮款要按社员全年所挣“工分”，年底由生产队统一核算。口 粮款按工分折算，每口人每年需要大约30元到50元。当时，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劳动力每天挣10分，平 均就在5角钱左右，这还是在正常年景。一个身体好、不误工的劳动力，一年所能挣的工分折算下来， 也就在150元到200元之间，这就算是不错的收入了。有许多生产队因经营不善，全队老少劳动一年，绝 大多数人家连口粮款都不够支付，领不回口粮，甚至一无所得，都是正常现象。因此，当时高淑霞小姑 娘一年的口粮款，对她贫困的家庭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

福盛村十三队队长告诉我，高淑霞小姑娘和她的爷爷，已经同这个生产队的另外几户人家一道逃荒 去黑龙江省的北大荒了，他们已经走了将近一个月了。

“北大荒”旧指我国黑龙江省北部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广大荒芜地区。这里并非 自古以来就荒凉无人开垦，曾经击败辽与北宋的女真人就在此生存发达。清朝时满人大量入关，俄国势 力趁虚而入；加上清王朝为了巩固祖先的龙脉，严禁汉人进入东北地区，使得边境千里人迹少见。直到 上世纪50年代，我国才开始进行大规模开垦。初到“北大荒”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那里的荒凉和孤 寂。那贫瘠的一望无边的碱滩，那在秋风中颤栗的茅草，还有那间或可见的在碱滩上劳作的几个人，都 使人觉得那是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那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汽车、没有机器轰鸣，一切的声音都 是属于大自然的。除了风声、涛声，凄凉的雁叫声便主宰了“北大荒”的秋天。所以，如果不是生活所 迫，是没有人想要去那个地方谋生的。

队长告诉我，高淑霞这爷孙俩，生活实在困难。高老汉年过六十，生产队集体劳动他跟不上趟，只 能挣“半拉子”工分。爷孙俩这几年的口粮，都是亲友邻里“拉户”解决的。“拉户”就是亲友邻里有 领了口粮还有剩余工分的，帮助借给领不回口粮的困难户。队长还告诉我，听说北大荒那边地广人稀， 种粮的土地多，口粮在那里好解决；听说那边一个人在秋季拾麦穗，也能拾到百八十斤呢。

这边的许多农民，冬季结伴去北大荒逃荒，这种情况我在乡里也早就知道。全乡每年都向北大荒逃 荒一百多户，基至几百户，不算稀奇。我住在福盛村时，因为屋子空旷，曾找个乡里表扬过的优秀团员 给我做伴，这次他们全家也逃荒去了北大荒。这些人所去的具体地点，队长也不知道。

为什么当初吃完派饭后我不马上与大队、小队研究高淑霞的口粮问题？北望云山，我追悔莫及。

 

鸿雁传书，真情永存

日月如梭，斗转星移。往事不易消磨，一转眼就过去近十年的岁月。

1981年，我在东丰县团县委书记的岗位上被上级送至中央团校，进行为期半年的中央团校第十九期 学习培训。有一天，东丰县团县委机关通过邮政给我转来一封信。我一看，信封上寄信的地址是“黑龙 江省嘉荫县”，心想，我在黑龙江省嘉荫县既无亲属也无熟人，是谁寄来的信呢？

打开一看，信的开头写道：“大哥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高淑霞，就是当时在福盛村十三队‘耕 小’念一年级的高淑霞。如果你不记得我的名字，那你一定还记得在福盛村我家你送给我的一支黑色钢 笔吧？钢笔杆上刻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字。你还告诉我，‘长大干革命’，并在我的田字格本上写 下了‘长大干革命’的字。你把钢笔送给我，我一直都带在身边……”

这封信，又把我带回东丰县小四平乡福盛村押宝岭下那个清冷的深秋，带回近十年前那些风雨如磐 的日子。

近十年的岁月，我遗忘了很多事情，可是当初在押宝岭下拉人家老师赞助，又当着人家老师的面， 许下包办小姑娘口粮的弥天大愿，我却清楚地记得。

高淑霞在信中告诉我，他们爷孙俩逃荒到“北大荒”后，她坚持读完了小学、初中，现在又考入了 县里的高中，毕业就参加高考……

隔山隔水隔着近十年岁月，高淑霞能找到我调转工作后任职的东丰县团县委，实在是十分不易，估 计她或与她一同逃到北大荒的人们，是通过仍住在福盛村的亲友，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才打听到我工作 的部门的。

知道了高淑霞爷孙俩的下落，我很高兴。屈指算来，小姑娘已经十六七岁，成了大姑娘了，而且她 正在向大学的方向努力，于是我赶紧去北京王府井附近最大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批高中、高考的书籍和 复习资料，按高淑霞信上的地址给她寄去，算作当年空许愿的弥补吧！随后，我又给高淑霞写了一封信 ，鼓励她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大学。经过思考，我又在信中劝她要记住自己的母亲，以后能挣钱了，要 想办法去“狐仙堂”找母亲、看母亲。

后来，我又多次接到高淑霞的来信，告知一些她学习上的近况。接到高淑霞最后一封信，正是我从 共青团工作转行，调到四平市委机关工作之时。记得高淑霞在信中告诉我，她正在准备高考。我给高淑 霞回了信。与此同时，我还给几个在乡镇工作的朋友写了回信。那些天迎来送往，又在办理调转的手续 ，我无暇出去寄信，几封信写好之后是请别人寄发的。可能是给高淑霞的信装错了信封，信寄丢了，没 有再接到高淑霞的信。后来我又几次调动工作，也就与高淑霞失去了联系。我依稀记得她是在黑龙江省 嘉荫县，乡镇、村都已经忘记，只记得她所住的屯子叫黄鱼卧子。

往事悠悠，回味无穷。“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这种情怀伴随着我一生，也让我愧 疚了几十年。

我始终记着当年一位两鬓斑白的老汉、一个小姑娘，在那么艰苦的日子里，为给我做一顿“派饭” ，烧裂一筐野核桃，砸出核桃仁，当油爆锅做菜。小姑娘还送给我一捧烧得油黑的野核桃吃。

就算我们给群众带来了不方便，群众还是绞尽脑汁为我们着想，生怕我们的派饭吃不好。

那不是一般的饭菜，那是山村父老乡亲赋予我———当年一个19岁大男孩的最真挚的爱。我常向我 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提起此事，提起艰难岁月里，群众省下自己的口粮，养育我们的恩情。在 许多场合，我都提起和自嘲当年空谈革命、奢谈革命的幼稚。说到自己空许过的大愿，以及脱离实际的 那些事，总是于心不安，十分内疚。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电视剧《渴望》的这段歌词 ，总能把我的思绪引入歌中的意境。

 

蓝莓 凤凰时尚情感专栏作家

蓝莓，某报首席编辑，编辑、主持情感栏目十余年。文风质朴，重写实，轻虚构。关注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

蓝莓邮箱：liuli211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