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在北京798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看展览“中坚：新世纪中国艺术的八个关键形象”，在一个装置旁的展览介绍结尾处标着“LVMH赞助”。我和朋友开玩笑讨论，富有的中国艺术家们会更爱消费这个奢侈品集团下的何种商品，昂贵的手袋还是香槟。或许未来这会是某个时尚类杂志可以探讨或包装的生活方式选题，但毫无疑问的，艺术如今已被商业快速渗透。

同行中另有一些瑞士艺术家，他们以及一些中国艺术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名为“延时”的群展。Alexander Hahn和我聊起来“赞助”。我的问题很简单，你如何寻找赞助？回答出人意料，他的语气听来有些怪怪的，“拿到赞助，有点像中‘乐透'”。

这位生活在纽约的艺术家在过去五年中，前后共向纽约艺术基金会递了五份申请（按规定，艺术家们一年只能写一次申请），“比如有50名摄影师、300位油画家……总共至少有2000多人申请名额有限的赞助预算”。幸运的是，他的最后一次申请有了结果，“我获得了一万美元的赞助”。而古根汉姆等私人艺术机构的赞助，他从来没去设想过，因为“更难”。

“延时”展览对于Alexander，是因为一位朋友向瑞士文化基金会推荐了他，因而获得了参展的赞助，而展览对他显得非常重要，明年三月，展览将移去瑞士比尔当代艺术博物馆，“在中国的国家级美术馆举办是顶级水平，对自己的简历很有帮助”。

但像他这类做新媒体艺术的艺术家，平时想获得赞助非常难。“我想，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关系网。出名的艺术家很轻易能得到赞助，通常不需要自己去找赞助，甚至他们更像设计师。比如，他说要做一把椅子，人们能找出几十个赞助方案供他选择。”但Alexander并非意在批判“商业与艺术的是非”，他诚恳地说，“没有错与对，一切取决于你自己是什么人，而我希望可以做到这样一个状态，先工作一个月，然后再出售自己的作品。”

那晚，一位自由撰稿人朋友冷冷地对我说，不少年轻艺术家一直过着拮据的生活。我想，这并非是年龄的问题，“不出名”的艺术家大都如此，现实生存问题对于国内艺术家而言更为窘迫。比如，一些杭州艺术家紧紧跟随某位外籍策展人发起的“奶妈基金会”。

在我脑海中想到的还有一位画家朋友。过去几年，田学森在法国友人Roland Issenlor的帮助下，获得某艺术基金会的赞助。每年基金会邀请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到法国住上一个月，在此期间创作的作品最后还会举办群展，这位不喜烹饪的山东人还在简单的海外生活中，自己研发出了洋葱三明治。“这是半官方赞助的性质”，他仍然透露着一些无奈。喜爱艺术的前任政府官员卸任之后，政府提供的免费住宿亦出现了困难。“不过，大概明年6月，我会再去参加”。但对于大多数艺术家而言，寻找艺术赞助依然是能回避则回避的尴尬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