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女性主义者的女性视角

如果说《目击成长》是挖掘个人史的纵深，《她》系列则更像一次横向的跨界。作为女性艺术家，喻红不太认同女性主义的标签。按她的说法，“什么东西如果上升到‘主义’的层面，那问题就很严重了，要抛头颅、洒热血啦。”但她认为她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女性特有的视角。

《她》系列全是女性的特写，包括艺术家、作家、警察、打工妹、退休工人……依然是绘画和照片并置，只不过这一次照片由被画者选择和提供。

喻红说这更有意思，因为从中可以感受到很多画面以外的东西。比如女警察给的照片是很标准的证件照；一个四川打工妹给的是大头贴；作家春树给的是《时代》杂志的封面照……

时代和社会总习惯赋予女性特定的身份。什么才是真正的女性自我？或许，关注、尊重日常生活中女性对自身的体认，才是《她》系列的寓意。

回归过去看世界时的敬畏感

人物周刊：这次的作品需要观众仰视，在技法上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喻红：肯定不一样。平时画在画布上，是立着的；这次所有画布都是裱在板子上，板子铺在地上，将近有一年时间都是跪在地上画的。

人物周刊：想通过让观众仰视改变什么？

喻红：仰视常常用于观赏洞窟壁画、教堂壁画，大多与宗教有关，但我的作品把宗教的东西去掉了，回归我们过去看世界时的敬畏感，现在人类过于自我膨胀。

人物周刊：《目击成长》系列和《她》系列是你的主要作品，都用了照片和绘画并置的方式，出于怎样的考虑？

喻红：照片和绘画都是平面的视觉形象，都是关于真实性的。某种角度说，摄影更真实，但摄影也经常是不真实的，人们都在照相时摆出自认为最好的pose，是不是真实的一面，难说。我把照片和画摆在了一起，从不同角度看人怎么在社会中生存、想让社会怎么看她。《她》系列的照片都是她们自己提供的。我画了20多个人，大多数人提供的照片是在旅游景点摆各种造型或者在照相馆里穿上民族服装、时髦衣服，摆成杂志上明星们的样子。看来媒体对人们的审美影响非常大。

人物周刊：你并没有只是照着照片来画。

喻红：对，融合了我对她们生存环境和状态的理解。

人物周刊：《目击成长》反映了你的某种历史观，在你看来，什么是真实的历史？

喻红：我怀疑有绝对真实的东西。比如说那些照片都是咱们国内的媒体发表过的，经过一层层新闻机构的审查，代表的是国家的声音，它有一个国家价值观在后面。

人物周刊：《目击成长》系列还在画？

喻红：还是每年一次。一年一年人会长大、变老，社会也从封闭到开放，未来几十年还不知道会怎么样，神奇而不可预料。

人物周刊：刘小东说艺术是注定失败的行业，成功只是幸运，你怎么看？

喻红：这可能就是他的想法。确实在艺术上要得到别人的认可是非常难的。每年有那么多学艺术的学生毕业，有多少能继续绘画？5年后再去看看，10个里面可能只有两三个还在画，因为他学到的技能不太能维生。比如你学律师，不能当大律师，当个小律师维生也没什么问题。绘画自始至终都在跟自己较劲，先说服自己了，才会有下一步。

人物周刊：说服自己做什么？

喻红：比如说画什么。画布上可以画任何东西，但你只能画一样。以前就是不能说服自己，不知道要画什么，耗着，直到有一天能回答这个问题。

怎么现在的理想都成这样了

人物周刊：“85新潮”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喻红：那是非常开放的时期，各种媒介、新鲜东西很有冲击力。我才20岁出头，也会去参加他们的一些展览，但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积极，因为我对时髦东西很怀疑。小时候看“文革”，这两天是这边游行贴大字报，过两天那边又把前头的擦掉重写。

人物周刊：你拍过两部片子：张元的《白线》和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

喻红：《白线》是张元的毕业作品，比王小帅那个早几年。《冬春的日子》是一部完整的电影，《白线》只是10分钟的短片。我当时的状态也是要毕业了，心慌慌的，不知道将来要往哪个方向走。当时物质上没有太多的不安全感，不像现在一毕业就要买房，只是精神困惑。我觉得我是个随时可以从头再来的人。

人物周刊：你经历了中国社会变化最大的40多年。

喻红：从威权政治文化到现在越来越开放，对我们来说是好事，但对更年轻的人来说不一定是好事。他们直接面对商业社会，而不是政治体制，所有东西都用钱量化，很可怕。在商业的压力之下，你不跟着它走就死路一条。它看起来自由、多元，其实控制力都渗透到细枝末节了。

人物周刊：物质化时代让艺术家有不适感。

喻红：当然，所以我觉得我出生、成长的年代是比较好的。在小时候是被控制的、被规范的；到青春期，生命在张扬，意识形态也在张扬，挺合节奏的。现在的人小时候吃喝玩乐很自由，走向社会发现那么多压力把他固定在那儿，反而不好。孩子回来跟我说，学校老师讲：“你们不好好学习，将来去公司都会被炒鱿鱼。”这就是老师给他们描绘的美好前景！仅仅是坐公司，按部就班，做不好还会被炒。我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实现共产主义！（笑）虽然很空，起码有个高度，怎么现在的理想都成这样了？他们看上去选择很多，但其实没有选择，只有按社会给定的这条路走下去。就像我画的《天梯》，每个人只有那一条梯子，不上则下。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这40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喻红：人都不健康了，不快乐了。中国人的生活节奏可能是全世界最快的，工作压力和家庭责任也是最为沉重的。

人物周刊：你自己呢？

喻红：尽量让自己慢，现在还是太快了。比如做这个展览，定了档期，就必须在这个时间完成，惟一选择就是加班。一天要画八九个小时，经常画到半夜，也特别累。

人物周刊：现在还有人生困惑吗？

喻红：不太有了，因为我接受了。困惑是因为你觉得：为什么是这样不是那样？如果接受了它就应该是这样，虽然不合理或者不喜欢，就没有什么困惑了。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喻红：我觉得人生总体是悲观的。你去看生命里有趣的东西多还是无聊的东西多，可能是一半一半，甚至无聊的更多些。但如果你天天去看这个，不肯接受，你就没法活了。就好像要交罚单，你死活不交，最后只能自己倒霉。

（本文题目取自帕慕克小说，同时也是向王小帅关于喻红的同名纪录片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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