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利经营，对外不提“同性恋”

新京报：这个酒吧的运营方式是怎样的呢？

蒋安民：酒吧还是以商业的模式来运营。政府出的钱只是为了帮助他们把这个酒吧建起来，之后政府就要慢慢从这里面解脱出来，政府不可能每年都给这么多钱。以后就需要他们自己的力量来运作下去。

新京报：酒吧的酒水都会按照市场价格来定吗？

蒋安民：我想要依靠酒吧有一些收入，但是只能是微利，比如，一块钱进的酒，卖一块五就可以了，不能像有的酒吧一样成倍的翻。毕竟这个酒吧还是一个NGO组织下面的。只要能维持志愿者有一点收入，维持酒吧的正常运营就可以了。

新京报：你觉得会有男同性恋作为顾客过来吗？

蒋安民：会有的。之前的“好朋友工作组”已经培养了很多男同性恋的骨干。他们已经有这类运作的经验了。我们这些骨干分布在各个乡镇，这些骨干都是在男同性恋的圈子里比较有号召力的人。我们通过这些骨干把男同性恋吸引到酒吧里来。

新京报：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酒吧是同性恋酒吧，这样会不会让很多人不敢来？

蒋安民：我们对外宣传的时候不会说这是个同性恋酒吧。而这个酒吧的外观也是和其他酒吧完全一样。我们也接待其他客人，知道这个是同性恋酒吧的只有我们内部的人。

以后如果这个模式成功的话，我们还会推广到暗娼和吸毒人群，而不仅仅是男同性恋。

以前最难是找到“他们”

新京报：有了酒吧这样一个交往平台，会不会反而促使同性恋增多？

蒋安民：不会的。同性恋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不会因为你搭建了一个平台，他们就增多或者减少。

另外，我们会很注意宣传和教育。而且在酒吧里坚决不允许发生性行为。

新京报：这些同性恋会不会排斥我们对他们的一些预防教育？

蒋安民：我们工作人员一般不直接出面。我们先把骨干培训好，如何采取预防措施之类的。然后由这些骨干再培训其他人。只有到了有人需要专门的咨询和监测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再为他们提供专业的服务。

新京报：防艾，对于男同性恋，难点在哪里？

蒋安民：比较难的就是找到他们，找到他们才能向他们灌输预防的知识。在大理，农村的男同性恋的人数是比较多的。

他们一般都有妻子儿女，所以男同之间非常隐蔽，只有在赶集的时候互相约好地点，偷偷的在人看不到的地方。回家之后又过正常的性生活。所以要想对他们进行培训和宣传，首先就是要找到他们。而酒吧就是提供这样一个找到他们的场所。

新京报：用酒吧来聚集同性恋，是我们防艾工作的一个首创吗？

蒋安民：其实云南有很多类似模式，在昆明有的是租了活动平台，比如通过摄影、音乐把同性恋聚集在一起。而大理这边，大部分是农村的，摄影、音乐这种手段不太好用，喝茶聊天对他们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新京报：还是有一个疑问，政府出资开同性恋酒吧，会不会怕社会舆论会有不同的声音？

蒋安民：我们出资是不向社会宣传的，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为什么不是我们政府直接出面去做这个酒吧，而是交给NGO组织来做，也是这个原因，政府还是在幕后的。

其实我们做这个酒吧，去预防男同之间感染艾滋病，起到的效果是非常大的。如果出现一例艾滋病感染者，我们每年光抗病毒的药物的花费就是两万元。如果我们把男同性恋的预防工作做好，减少发病率，我们的12万的投入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从2004年开始我们对男同的这种干预，起到了很大的效果，所以我相信开这个酒吧会有很好的作用。(记者 张寒)